四十年弹指过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已陆续过世。林及黄、吴、李、邱的第二代大都从青年迈向中老年，多数人已经退休。本文摘自第21期《翘楚》财经版，2013年4月20日出版，原题为《林彪“四大金刚”后人往事今昔》。
1970年在长城合影。左起：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陈绥圻、叶群、胡敏
“四大金刚”出回忆录
近年来，诸多中共前领导人纷纷在香港出版回忆录。其中，被称为林彪集团“四大金刚”的昔日解放军高级将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其去世前后出版的回忆录引人注目。这些回忆录包括黄永胜的《军人永胜》、吴法宪的《岁月艰难》、李作鹏的《李作鹏回忆录》、邱会作的《邱会作回忆录》，如果加上邱会作儿子邱承光《心灵的对话》和《一个不为人知的林彪》等，它们都曾登上香港畅销书排行榜，风骚一时。
虽说这些当事人的回忆都是一面之词，但却可以把另一侧面的文革真相表现得多维、复杂。
在“成王败寇”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失败者一向被剥夺说话的权利。然而，看看失败者怎么说，也是历史辨别真伪的一个重要渠道。例如，《李作鹏回忆录》中写道：中共九大后，林彪的“四大金刚”一起进入政治局，林彪集团盛极一时。周恩来就将他们四人召集到一起，跟他们讲“中央政治”。周恩来只说了一句话：“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邱会作写道：“我们听了都笑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然而，他们笑得太早了，未能深深体味周的指点，以为林彪比江青更得毛泽东的信任，结果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多年之后，邱会作感慨说：“直到九一三之后，我才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处好。”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迅速疏远邱会作。当周恩来亲自宣布将邱会作等人隔离审查之时，邱会作再一次像37年前(红军长征前的1934年，因保密工作，邱会作差点被枪毙，周恩来救了他)那样死死盯着周恩来的眼睛，希望从周那里得到宽宥的表示。但是，周恩来毫无表情，不作回应。最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胸脯上拍了一下。可惜没过几天，邱的妻子、孩子、亲属、司机、秘书、警卫员全被抓起来。
邱会作的老母亲是1928年的苏区干部，文革中被造反派踢倒，成了疯癫病人，来北京治病。“九一三”以后，取消护理，不准家属探视，停医、停药、停食，活活饿死在小屋中。周恩来说：“邱会作母亲是红军老根子，整死她干什么啊?”
黄春光回忆九一三
四十年弹指过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已陆续过世。林及黄、吴、李、邱的第二代大都从青年迈向中老年，多数人已经退休。
黄永胜与妻子生有四子，黄春光、黄春明、黄春耀、黄春义。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们都在部队，时至如今，黄家四子都陆续下海经商。长子黄春光1976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凭借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很红火。黄永胜的老二和老四全家分别移民澳洲和新西兰。老三黄春耀后改名黄正，此人正是2010年10月在香港出版的《军人永胜》一书的作者。
黄春光曾经回忆过他经历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出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为秘书的揭发，我帮着父亲烧材料。当时，把我关在亚疗(即亚洲学生疗养院)，美其名曰是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揭发黄、吴、李、邱、林、叶的罪行。1971年底，听说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放。
我在亚疗被关了两个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级，弄到北京军区八十六楼招待所，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只带班，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物件，他白天很少在房间里，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当时，林彪二五六专机的机组人员，两个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通信员陈松鹤，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
八十六楼上去以后，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有四张床，中间有会议桌，他们四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里。关在那里的还有四个女孩。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时为空军司令部情报部副处长)往广州跑的。白天，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批判，还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我才了解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自父亲1982年去世以后，我就想离开青岛，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直到1987年底，我给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写信，解决我回京的问题。我之所以给赵写信，一方面是因为赵和我父亲在广州时熟悉;另一方面，因为陶斯亮(陶铸的女儿)能帮我，亮亮的母亲曾志(曾任中组部副部长)跟赵紫阳更熟悉。我让陶斯亮帮我转信，没过两天，陶斯亮就告诉我：“赵紫阳批了，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1983年，黄永胜病逝于青岛。1993年4月26日，他们把父亲黄永胜的骨灰送回老家湖北省咸宁市安放。2004年12月，兄弟四人正式为父亲下葬。
转了一圈儿还是老百姓
由于吴法宪认罪态度很好，加上考虑他过去有战功，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中央于1981年8月，也就是在吴法宪被判刑的七个月做出了对吴法宪“保外就医”的决定。1981年8月，公安部派一位副部长到秦城监狱，向吴法宪宣布了中央的这一决定，同时告诉吴法宪，中央决定把他安置在山东济南居住，可以带一至二名子女与他一起生活，以便照顾他。吴法宪和他妻子陈绥圻的感情非常好，被隔离后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子，听说马上要出狱了，他高兴得一连几晚都没有睡好觉，急切盼望早一点见到妻子和孩子。
1981年8月下旬，吴法宪出狱，和自己的妻子、子女团聚。他一家被安排到济南市南郊七里山小区一座居民楼里，住的是两居室，生活设施齐备，每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补贴费，还经常派医生定期为他检查身体，稍有不舒服，马上派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给他用最好的药。后来，组织上又让他搬到一个独门独院的小楼中居住。在这附近住的，大都是山东省退下来的高级干部，条件自然比以前好多了。吴和老伴的晚年生活，由他的一个女儿照顾。吴法宪开始过平静而又无忧无虑的平民生活了。
吴法宪平时在家里，除了看电视、读报、读书外，还练习书法。偶尔，他也会拎着菜篮子出去买菜，见到街边有下棋的，就围过去看一会儿。山东省许多退休高级干部都认识他，见面主动和他打打呼，称他“老吴”。他和周围邻居相处得也很好。
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因病在济南齐鲁医院去世，享年89岁。
吴法宪生有四女一男，吴新潮为长子，其余是女儿。目前吴新潮从山东一所大学退休。老三吴金秋定居美国，在一所大学从事文革历史研究。吴家几个女儿大都是国企技术员或医生，四女儿下海经商。
1971年，吴新潮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因父亲的问题，他被关入地下室审查，后被发落到陕西省一个偏僻农场种菜喂猪。文革期间，他曾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尽。他称当时：“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关着就关着吧，后来也习惯了。”与同时期不少人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刚”的子女没有一个寻短见的。
吴新潮等林彪集团子女先后都通过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等当时中央领导帮助得到安顿。因而直到今天，他们对胡耀邦等人仍怀有感恩戴德的心情。
《湘潮》杂志2008年载文：“胡耀邦批示解决吴法宪、李作鹏亲属的工作问题”，文中称：1978年和1979年正是胡耀邦主政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时期，在这两年里中组部排除重重阻力，使一些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冤假错案陆续获得平反。
在这期间，吴法宪、李作鹏的子女和亲属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分别给胡耀邦、宋任穷等写信，希望自己受牵连的工作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些写信的人分别是吴法宪的女儿吴仲秋，儿子吴新潮，养女陈彩芹的爱人高瑞荣;李作鹏的儿子李冰天，内弟董世铎等五人。
1979年初，胡耀邦将吴仲秋1978年12月的来信批给了中组部的陈野苹，他在批示中说：此件请研究。老子是大坏蛋，对他们的子女也害怕，弄得远远的，我看是对我们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这种心理状态不纠正，党的政策根本贯彻不了。这个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请从解决几个典型着手，并在组工通讯发表一篇文章。
同时，胡耀邦又在李冰天的来信上批示：这是同吴仲秋青年一样的一件事。请野苹、曾志、振清同志指导组织局、干调局、研究室予以正确处理。处理结果请告。
根据胡耀邦等人的批示精神，中组部相关部门对这五人的工作安排问题逐个进行了研究处理。
吴仲秋，广州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州空军四六八医院任代理军医，1975年，因受吴法宪的牵连作复员处理，安排在北京昌平北郊农场铸造厂当钳工。经中组部和北京市委组织部商量，北京市正式将吴定为干部，并调她到她爱人的工作单位北京内燃机厂医务室工作。
吴新潮，1968年从北京入伍，原是沈阳军区航空工业办公室参谋(连级)，因受吴法宪的牵连，1977年6月转业时没让他回北京，也没有听取吴新潮本人意见，就被安排到湖北农场，但吴新潮一直没去报到。中组部先和北京市安置办公室协商，安置办说北京已没有空军转业干部的名额，不好接收。后来中组部又和国务院军转办联系，国务院军转办按有关文件给予了妥善安置。
现在，吴新潮说：“本来我们父辈就是老百姓，转了一圈儿还是老百姓，我们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认认真真地当好老百姓。”
凡有人活的地方就能活
李作鹏有五个子女。其中老大李冰天，海军专科学校毕业，原在海军北海舰队青岛警区工作，因受李作鹏问题影响，转业时安排到内蒙古自治区海渤湾玻璃厂，李冰天要求专业对口，调整工作。
中组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交通部协商，于1979年将李冰天调到交通部工作。交通部考虑其所学专业，将他分配到交通出版社搞航海资料工作。
富有戏剧性的是李作鹏的女儿李大征。有媒体报道：41年前，在辽宁省文联从事美术创作的英俊小生刘伟钦，由于某种机缘成为副统帅林彪之女林豆豆“附马”人选之一，最终又因为林豆豆对他没有感觉而落选。这使他得以逃过后来那场灭顶之灾。
躲过大劫，风浪依旧。九一三事件后，刘伟钦也被收审，因为他娶了林彪集团“四大金刚”之一李作鹏的女儿。
当年一家分崩离散，不知东西，在三零一医院上班的李大征被打发去了山西小山沟里的野战医院，际遇变化，她的生存信念反而明确了，“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他们同于1979年结束长达八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到沈阳。
刘被安置在沈河区文化馆，李大征则到了沈河区第四门诊部，一家四口住在15平方米的小平房。迫于生计，1980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卖起了对联。做小买卖当时尚属低贱营生。开始李大征有点儿抹不开面子，没好意思跟着刘伟钦出去抛头露面：以后私营经济蔚然风起，他们的生意也愈做愈大。1990年代初，中国的万元户尚属稀有，他们在沈阳已经买了别墅。刘伟钦夫妇如今也身家不菲了。
李大征的人生体会是“为什么小草能从石头底下钻出来?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没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压之下想方设法找个空儿往外挤。”
邱会作一家的故事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邱会作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金刚”之一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曾红极一时，而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邱会作也跌下历史的舞台。从“红小鬼”到共和国中将，从祸国权臣到阶下囚，最后成为一个寻常的老人，邱会作的一生扮演了几个大相径庭的角色，颇值得探究。
据《邱会作回忆录》披露，1981年8月，考虑到邱会作等人年事已高，中央做出对他“保外就医”的决定。邱会作的老伴胡敏原籍是陕西西安，邱受审查期间她也一直过着被审查、改造的日子。随着邱会作保外就医，老两口终得团聚。
刚到西安，老两口居住在民宅区，房间面积比较窄小，每月生活费一百元，过着一般市民的生活。到1983年，他们的每月生活费增至二百元、三十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
胡敏对老伴晚年的生活照料颇为尽心，到西安不久，便重操起医生的旧业，开了个小诊所，一来可以贴补家用，二来也方便有心脏病、肺气肿等疾病的丈夫打针吃药。在西安，邱会作曾多次住院。当这对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相依相伴地出现在医院时，人们心中便渐渐淡化了对邱会作的憎恨，取代的是对人非境迁的感慨。
虽然已是平民一个，邱会作仍非常留心国家和世界大事。20世纪80年代，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订购报纸，他就采取快借、快读、快还的方式，向左邻右舍借报纸看，邻居也都愿意借报给他。
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经常在人前人后发些议论，畅谈自己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观点。除此之外，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练毛笔字和写回忆录。用他自己的话说，练字可以修身养神，充实生活;写自传可以省行悟事，对历史和后人有个交代。
上世纪90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休所安度晚年，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来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邱会作每月的生活费也跟着涨至一千五百元，还为他配备一辆汽车。晚年生活衣食无忧，丰富充实，使得邱会作身体硬朗，精神饱满。只要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这位老人坐有坐相，站有站姿，腰杆笔直，走起路来挺胸昂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思维条理清晰，废话不多，丝毫看不出是个年过八旬的老人。
2001年底，邱会作因多种老年病缠身，被接回北京，组织上安排他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进行观察治疗，直到次年7月18日在医院安然逝去，终年八十九岁。
邱会作有四子一女。长子邱路光，次子邱承光，三子邱光光，四子邱小光。邱路光原来在一个商学院做老师，后来也下海了。老三也下海经商，老四从石家庄一个国营汽车制造厂退休。小女邱小京嫁给父辈一个老战友、某开国少将之子。
邱家长子邱路光曾经回忆：赵紫阳的确给我们这些子女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当时，我在北京商学院当教师。我在那儿教了八年书，一直没有房子住，晚上就睡在教研室的桌子上。不幸的是，我的腰被汽车撞伤了，伤了八根骨头。正好，赵紫阳的儿子回北京，我们俩是大学同学，他让我写封信。大概是1987年11月，我写了一封信，交给赵二军。二军进中南海回家也就十分钟，赵紫阳就批了，二军给我复印了赵的批示。批条上面写着：“告诉部队，恢复原来的行政级别。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适当分配住房。赵紫阳。”我看了以后太激动了!有些事，搞十年搞不下来;有些事十分钟就搞下来了。
除《邱会作回忆录》外，邱家次子邱承光在香港出了一本和父亲邱会作对话的书：《心灵的对话》。据说他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高材生，懂俄、英两国外语，文化革命中恐遭到江青的迫害，弃笔从戎到广州军区司令部某部门当参谋。
他写过一篇回忆文章：1971年国庆节假日刚过，团政委突然让保卫股长来叫我。政委严肃地说，上级决定送你到广州学习。我说回去准备一下，他说不必了，这就走。我们到了广州，在军区附近的中山二路一个院子的楼里住下了，大门口站着双岗，楼门口有内岗，是特别加强的警戒。还有人押进来，他们是黄永胜的两个儿子，还有几个穿空军衣服的年轻人。
一会儿，一名干部来向我们宣读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内容只有一句话：“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停职反省，彻底交待。”听到这儿，我的头轰一下，感到全身发热……我难以置信，我9月7日离开家，才几天就发生“九一三”，一点迹象也没有呀!
1971年的年底近了，天气变凉。广东的冬天并不严寒，可是我突然感到很怕冷。我没有任何家人的消息，也不许离开营区外出，只是工作还“正常”，但我知道，今后一定有苦日子难熬。我开始天天洗冷水澡，经常跑步锻炼，对寒冷逐渐适应了。
邱会作次子承光与白雪一段爱情故事令人唱叹。人所共知，邱的妻子胡敏是为林彪儿子林立果“选妃”的主要角色。当她看到美丽典雅的一个女青年白雪时，也不可能完全摒弃私心杂念，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在胡敏脑中形成，她立即付诸实践。在胡敏的活动下，白雪不久应征入伍，成为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一名战士。有一天，邱承光被母亲从广州召回。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自家的院落时，一个女兵美丽的倩影映入了眼睑。正像她的名字那样，她洁白纯净得如同白雪一般。
1969年秋，在白雪即将赴西安第四军医大学上学之际，邱承光从广州回到北京，两人正式订婚。从此，他们天各一方，鸿雁传书，互倾衷肠。想不到，温都尔汗一声飞机坠落的巨响，把两个人震得音讯杳无。
在把有些问题交待清楚后，邱承光便踏上寻找未婚妻白雪的漫漫长途。
据可靠消息说，白雪就在南京无锡一带，然而他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其实，白雪就在那一带的郊区农村，只是因为已经改名为薛静，所以硬是找不着。
当身心疲惫不堪的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南京市郊一家百货商店门口，准备进去买点东西，然后乘车离开此地时，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出现了：三米远处站着的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白雪!
不久，邱转业。在领导上征求他对自己去向的意见时，他只讲了两个字：“无锡”。邱进入无锡一家机械厂之后，便与白雪办了结婚手续。当时是1978年，邱31岁，白29岁。婚后，邱经过各种努力把白雪调到了无锡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不到一年，就得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之后，白雪靠着自己的才干在民主选举中走上医院领导岗位;邱也已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邱会作生前曾感叹地说：“他们的爱情是非常纯洁的，非常真诚的。”
邱承光最后在中信公司退休，现在是一名文革史研究专家，笔名程光。
在某类戏谑环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但黄春光不接受“黑二代”称号：“我们可不认为我们是‘黑二代’啊，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基石，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