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任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的颜世元由副部级降为副厅级。近期许多中共官员与颜世元一样被降级处理。总部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发文称，“能上能下”重在“能下”，导致大量官员被降职或被免，而同时中共用人体制的僵化和中基层官员的“集体性迷失”，导致“能上”困难，中共执政高层青黄不接。
“能上能下”重在“能下”
近日再有消息称，曾任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的颜世元目前已是该省政协办公厅副巡视员。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由副部级降为副厅级。舆论多认为，颜世元的遭遇与稍早前落马的直接上级、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有关。不过，颜世元没有追随王敏而落马，只是得到了降级处理。
事实上，像颜世元一般进入“能上能下”名单的官员为数不少。比如，原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原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原黑龙江省副省长付晓光，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四位省部级高官，均因涉事分别被降为副处级、科级和正局级。
此外，还有曾任海南省长的蒋定之、曾任吉林省副省长的王化文、曾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孔垂柱、曾任宁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何学清等一众省部级高官因“健康原因”被调职或离职。
据相关报道，这些降级或者调职离职的官员多数和已落马的江派“大老虎”关系密切。
在2015年7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文件中称，“本规定所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干部能下问题”。而且，规定的主要篇幅和内容确实在集中罗列应用“能下”的诸多指标。
此后，负责阐述推介的官媒并不讳言“能上能下”的关键在于“能下”。
在习当局推行的反腐运动中，大量中高层官员落马或降职，这都是“能下”在其作用。
高层青黄不接“能上”渐趋紧迫
与此同时，“能上能下”中的“能者上”却相对比较紧迫。
胡春华、孙政才、陈敏尔等已是政坛60后中翘楚，而70后则晋级困难。
总部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分析，究其原因，是因为当下中共执政团队，尤其是中层和基层官员，几乎是陷入了一种集体性迷失的状态，尤其是“为官不为”的现象。这一现象对于处在发展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并使其所陷入的一时难以逆转的处境更加艰难。不能排除，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反腐的影响。正当却严苛的党纪法规既限制了官员的任性妄为，也使得官员在施政之时变得如履薄冰、蹑手蹑脚。中共不断加持的问责机制固然能够使其被动行事，但实际效果却仍然难以与先前直接的物质反馈机制相比。
习近平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对县委书记表现出特殊的注意和兴趣。近半年时间里再次提见经过推荐筛选后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其中的一些人事后很快得到升迁，其他人也有望进入仕途上升快车道。此一做法，也将有助于刺激中下层官员，消解为官不为的顽疾。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执政团队青黄不接，用人制度尚未成型，共青团成为后备军，并因之出现所谓的“团派”。但在30年后的现今，中共的人事组织制度已经成型，且趋于僵化，使得年轻干部上升困难，中共执政高层青黄不接。
中国官场人员规模庞大，竞争激烈，即使是表现良好，每5年一次的换届选举都不错过而逐级而上的话，升迁速度也十分缓慢。根据规定，如果一点不耽误，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在其60多岁退休之际能够攀爬到省部级就已经是巨大而能够傲视同侪的成就。官员进一步极为艰难，除非有着极为突出的素质才能，并且有着特殊的际遇和幸运。
2011年，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刘俊生曾对所有“60后”正副部级官员的履历进行分析后发现，80%的“60后”都有被破格提拔经历。与之相比，“70后”们的冲劲就弱了很多，虽然厅级官员不少，但是副部级官员目前只有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在胡春华、孙政才、陈敏尔等这些“60后”主政之后，由哪些人来接班就成为一个问题。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