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书阎长贵、杨根禄发表《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刊于2010年第3期《炎黄春秋》，称《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是造谣。此外，汪东兴称之为“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毛远新索性径称之为“谣言”。而在这次的“辨伪”中，拿出来的可资证伪的实证是什么?只有毛远新说的，毛泽东“1976年以后”说话谁也听不懂了。然而，如果相信这是事实，那么，1976年从1月周恩来逝世到7月唐山大地震，半年多的时间，曾经见诸报道的毛泽东最后接见外宾，对清明节天安门事件的决策，随后对邓小平的处分和对华国锋的任用，等等，难道这一切都不是出自毛泽东的旨意，而是由作为毛泽东与政治局间“联络员”的毛远新代行职权，一手操办的吗?恐怕还是相信网文上所说，“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的好。虽然，说那一段时间毛泽东“思维还正常”，并不就意味他一定会圈划出如网文所引的他身后的中央领导班子名单。本文摘自2010年12月9日共识网，作者阎长贵、杨根禄、邵燕祥，原题为《争鸣：〈张玉凤揭真相〉一文到底是不是造谣?》。
毛泽东晚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
事情缘起
网络流传《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
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
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
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这时，毛主席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
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重复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复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著呆。
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主席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主席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的信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主席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说：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恩来逝世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主席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主席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也给主席来信，也要求主席能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主席健在。主席请汪东兴代复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毛泽东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主席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
主席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著向主席发誓，主席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
主席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主席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毛对华国锋接班人批条的真相
张玉凤还澄清了盛传毛泽东对华国锋为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回忆说：七六年五月初，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主席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
有关“你办事，我放心”的批条，张玉凤说：我没听到，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他还拿出据说是主席亲笔写的条子，要我确认。
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主席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来源：互联网作者：(不详)
“亲历者”反驳
江青秘书：《张玉凤揭真相》一文系造谣
原标题：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
多年来通过网络流传着这样一则材料，其内容是：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摘自《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对这则材料我们不大相信，认为是编造的，也核实过，但没有公开澄清。不过迄今不断有人问我们这件事情，前不久，《炎黄春秋》编辑部转来河南开封薛开震先生2009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该信说：“……几年前，我看到此资讯(按：张玉凤披露的毛泽东身后常委名单)，便判断是真的。后来，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详细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并认为确有其事。然而，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尚需获得更多的证实，张玉凤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办法，就是请您(指阎长贵)于方便之时电话询问一下毛远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见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为毛远新也应当坦诚直面这个事实的。”
诚如薛开震先生所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原“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非常必要，务需辨明查清。读者的恳切心情，也强烈要求和促使我们尽自己能尽的一点责任。
前几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商量问问汪东兴同志。这份材料我们从网上下载后寄给了汪延群同志(汪东兴的女儿)。此后，杨银禄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给汪延群打电话询问，汪延群说：“我看过你说的这份材料，并问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说：‘没有那些事，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会叫个人保管，要交中办秘书局保存。这是规矩和纪律。”
汪延群还说：“问了我爸以后，我又问了张玉凤，她说：‘没有那些事，当时(按：“当时”，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笔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央内部机密的。’”
2010年1月31日下午，关于这件事，阎长贵又打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有什么办法。
核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作者系“文革”中江青的秘书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作者：阎长贵、杨根禄
学者质疑
邵燕祥：称“《张玉凤揭真相》系造谣”疑点重重
读到《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阎长贵、杨银禄《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所谓“一则历史传闻”，指的是网上所传《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中提到的毛泽东在1976年4至7月间两次圈划的身后政治局常委名单。
两位作者说，“对这则材料我们不大相信，认为是编造的，也核实过，但没有公开澄清”。后经读者敦促，他们认为“读者的恳切心情，也强烈要求和促使我们尽自己能尽的一点责任”。现在他们公布核实结论说：“核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他们的核实是从两方面进行的：
一是杨银禄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给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打电话询问(事先已将那份材料下载寄去)。据称汪延群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肯定地说：“没有那些事，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并说“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会叫个人保管，要交中办秘书局保存”。
二是阎长贵在2010年1月31日下午打电话给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
网上传闻涉及的当时在场者，现在只有张玉凤、汪东兴、毛远新三人健在。按常理，所谓张玉凤的交代，其内容只要找汪东兴、毛远新核实一下就可以弄清楚，两位作者的思路是对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网文中说：“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她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这段话中语焉不详的是这句“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究竟是张玉凤当时对汪东兴说已经毁掉了呢，还是对后来(即不是汪东兴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时候了)要求她交代真相的党组织声称已经毁掉了呢?如果这则传闻确是有人编造的话，那么，编造者要么是出现了疏漏，要么是在这里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现在汪东兴和毛远新在否认此事时，一个说不可能有没交到中办秘书局的材料，一个叫“拿出文字根据来”。如果如网文所说，记录(应该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张纸)已经毁掉了，的确就是口说无凭了。
但在这个特定语境中，汪东兴和毛远新都不是一般的在场者，而是同张玉凤一样被晚年毛泽东圈划提名为嗣后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当事人。而且据说张玉凤又曾交代，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曾叫她交出这份记录，显然是意欲将此事掩盖过去。按照网文的逻辑，似是张玉凤作为涉案者里级别最低的一个，她后来向党中央交代了自己在场的这件事情(包括自己被提名一事)，而汪东兴、毛远新既否认有这样的事情和这样的记录，当然不会“无中生有”地作出曾被提名的交代。
但凡略有审干经验的人，包括汪东兴、毛远新在内，都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汪、毛二人的表态不构成充分的证伪的依据。
除了汪东兴、毛远新二人的说法如上所述外，要辨别真伪就不能不找张玉凤本人了。文章转述汪延群的话：“问了我爸(汪东兴)以后，我又问了张玉凤”(不知汪延群问张玉凤时，说明是代杨银禄提问，还是代汪东兴提问，或者只是她个人提问。)据汪延群转述，张玉凤说：“没有那些事，当时(原笔者按：“当时”，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央内部机密的。”看来，张玉凤恪守了对她的要求，有关她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的情况，作为内部机密，除向中央交代外，对外不置一词。后来一批毛处工作人员写书批驳原中南海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时，我记得她就没有跟着表态。而这次两位作者却把据说是张玉凤回答汪延群问讯的私人谈话公开了。
我认为应该尊重张玉凤不表态的权利。同样，我们也尊重文章作者和汪东兴、毛远新发言的权利，不论是证实或证伪。
两位作者称这篇网文为“传闻”和“编造的谎言”，汪东兴称之为“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毛远新索性径称之为“谣言”(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像这样涉及历史的重要关目，如是传言需要澄清，如定性为谣言则须辟谣。党内外关心中共党史研究的任何个人，都有权提出对有关问题的意见，重要的是有所据而云然——如汪东兴所说中办秘书局等处的档案，或如毛远新所说“拿出文字根据来”——这个范围自然就缩小了，限于有连带关系的方面，具有相应资质和资格的单位或个人。我们局外人是很难置喙的了。
而在这次的“辨伪”中，拿出来的可资证伪的实证是什么?只有毛远新说的，毛泽东“1976年以后”说话谁也听不懂了。
然而，如果相信这是事实，那么，1976年从1月周恩来逝世到7月唐山大地震，半年多的时间，曾经见诸报道的毛泽东最后接见外宾，对清明节天安门事件的决策，随后对邓小平的处分和对华国锋的任用，等等，难道这一切都不是出自毛泽东的机杼，而是由作为毛泽东与政治局间“联络员”的毛远新代行职权，一手操办的吗?恐怕还是相信网文上所说，“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的好——虽然，说那一段时间毛泽东“思维还正常”，并不就意味他一定会圈划出如网文所引的他身后的中央领导班子名单。
毛泽东晚年的完整档案尚未解密。在对有关史实真相的权威说明出现之前，一切都只能是聊备一说，或如大家熟悉的说法叫“录以备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