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中国流传着一个关于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即朝鲜是中国的兄弟国家，与中国有着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今天，朝鲜的行为和变局是中国要应对的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中国要走出朝鲜问题的困境，要掌握在朝鲜问题上的话语权，就必须对中朝关系的演变过程有一个真实的了解，在战略决策和社会舆论两个层面破除那个在中国长久流传的“历史神话”。本文作者沈志华，本文2013年5月31日发表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1954年10月1日，赫鲁晓夫、毛泽东、金日成、周恩来（从右至左）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中国国庆五周年阅兵式
纵观历史的演变，二战后的中朝关系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朝鲜历史上曾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和保护对象，置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管制之下。这种朝贡体系及“天朝”与“外藩”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在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观念中。二是中朝国家关系是从中朝两党关系演变而来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当年中朝关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兄弟”关系，而不是正常的现代国家关系。
实际上，中朝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种种矛盾并经常处于动荡起伏之中。朝鲜长期摇摆于中苏之间，并非始终如一地尊重和维护中朝“友谊”。从冷战开端、新中国建立到苏联解体、中韩建交，这种曲折变动的趋势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49年。朝鲜共产党人与中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年代，但两党正式关系的建立则很晚。二战后朝鲜政权的建立由苏联主导，中共中央并不熟悉金日成等朝鲜政权的主要领导人，面对的是一个斯大林安排的既成的“中朝关系”。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金日成稳固了其对朝鲜北方的统治，并整合了朝鲜南方的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完全接受苏联对亚洲地区的政治安排，与朝鲜劳动党携手合作，双双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朝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在传统的地缘因素中，又注入了国际共运结构中的“兄弟”元素。
第二阶段，1950-1956年。在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双方对战争目标和作战方式的想法不同，中朝领导层之间冲突迭起，关系十分紧张，绝非表面显现出来的那样亲密友好。在如何解决朝鲜统一、何时需要中国援助、志愿军由谁指挥、中朝联军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朝鲜铁路管理权的归属、停战时机的掌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朝之间都存在严重分歧。
尽管此前朝鲜一直仰仗苏联的支持，但在战争期间中国往往起到主导作用，所以，面对中朝之间的重大分歧，斯大林都支持了毛泽东，从而在金日成的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中国人在朝鲜流了很多血，却并未在中朝领导人和两国之间凝成深厚友谊。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为了战后继续保持在朝鲜问题上的发言权和主导作用，决定给予朝鲜大规模经济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国、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完成的。中国虽然经济实力远不如苏联，且自身亦在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但援助朝鲜的力度大大超过苏联。金日成对此十分满意，而在公开场合强调的却是“自力更生”，很少谈及中国和苏联的援助。
早在战争后期，金日成便排挤和打压国内各派异己力量，树立其个人统治权威。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全面改组领导结构，引起各派反对。苏共二十大以后，金日成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针。延安派和苏联派联合起来，在1956年8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试图利用苏共对金的不满展开对金日成的批判，迫其下台。金日成控制局面后，将反对派打成反党集团，延安派部分干部逃亡中国。毛泽东对此十分恼怒，与苏共代表团商量后派米高扬和彭德怀率团赴平壤，强迫金日成收回成命。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压下被迫承认错误，但内心并不接受。中朝关系由此陷入严重危机。
第三阶段，1957-1965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波匈事件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日盛，逐渐成为在国际共运中与苏共平起平坐的领导者。为了建立和扩大与苏联竞争的优势，1957年底毛泽东改变对金日成态度，主动承认1956年干预朝鲜政局的错误，并表示赞同其国内政策，甚至答应全部撤回在朝志愿军。于是中朝关系得以恢复。随着中苏分歧不断加深，双方都有意拉拢朝鲜。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粮食；赫鲁晓夫则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泽东1956年严厉批评金日成的谈话记录。金日成在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搞外交平衡，两边讨好，取得了众多援助和好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朝鲜在1961年与苏联和中国分别签订了同盟条约。由于赫鲁晓夫坚持的和平共处对外方针有违朝鲜的外交取向，加上苏联对外援助大大减少，朝鲜在中苏争斗的过程中，倒向毛泽东，积极加入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为了拉住平壤，在无力继续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从政治利益出发，在处理朝鲜侨民和东北朝鲜族边民跨境流动的问题时，往往依从朝鲜的主张，甚至在中朝边界纠纷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把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主峰和天池的大部划给了朝鲜。此外，毛泽东还一再表示，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后方，一旦发生战争便交给朝鲜管理。中朝关系由此渐入佳境并达到最高峰。此期间韩国政权频繁更迭，无力向北方发起武装挑衅，美国则专注于推动韩国经济复兴。这一切在客观上为朝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安全环境。
第四阶段，1966-1969年。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调整了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加大对朝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对苏联的态度随之缓和。接着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把朝鲜劳动党也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红卫兵又在中朝边界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引起金日成极大不满，曾向苏联表示决不会屈从“中国路线”。朝鲜迅速倒向苏联，加入反华大合唱。中朝关系由此一落千丈，很快便跌入谷底。
第五阶段，1970-1992年。此期间美朝关系趋向紧张，朝鲜开始寻求中国的支持。1968-1969年，朝鲜派突击队员前往青瓦台企图刺杀韩国总统朴正熙，扣押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及其船员，击落美国EC-121大型侦察机，半岛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对朝鲜政策趋于强硬。为此，朝鲜需要得到中国支持，因而主动提出缓和对华关系。与此同时，珍宝岛冲突导致中苏关系进入冰点，迫使中国消除与其他边境国家关系紧张的状态，中朝之间遂又逐渐恢复友好关系。
1985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双方又同时加强了对朝援助，而朝鲜则继续在中苏之间搞平衡。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与韩国的关系迅速发展，引起朝鲜的不满。中韩民间贸易也开始升温，但中国始终坚持在政治上以照顾朝鲜利益为主。不过，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理念和做法，金日成难以接受，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此期间中朝关系显示出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1989年苏东政治风波迭起，中朝两国出于共同的危机感，互相支持。面对东欧巨变，金日成忧心忡忡，多次向中国寻求帮助。中国发生六四风波后，一时遭受西方孤立，朝鲜则坚定地对中国表示支持，两国相互鼓励，交往频繁，中国还提供了一度中断的对朝军事援助。
第六阶段，1992年以后。中朝关系再次出现转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金日成日益感到不满，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更使得朝鲜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此后中朝关系再次陷入冷淡。尽管表面还保持着政治一致性，但已是同床异梦，面合心不合。在这一背景下，朝鲜在国际政治中的种种作为不再顾及中国的利益和态度，而是利用大国矛盾及中朝同盟关系为其政权的生存和安全服务，其中最大的举动就是制造“核危机”。尤其是金正日执政以来，在核危机等事关中国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朝鲜没有尊重中国的立场，甚至一再破坏中国倡导的“六方会谈”机制，悍然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同时又不放弃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想方设法从中国获取维持生存的援助。朝鲜这种行为在金正恩继位后并未改变，而是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继续在“核危机”赌博中利用中国的援助，挑战中国的外交底线。
纵观半个多世纪中朝关系变迁过程，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中朝关系在国家和领导人层面并非表现为牢不可破的“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所谓“唇齿相依”的联盟也是形式大于内容。朝鲜战争期间的矛盾自不必言，即使在关系最好的1962-65年和1989-92年，朝鲜也没有真正做到对中国以诚相待，而是始终以自己政权的利益至上。朝鲜并非像外界估计那样在中国的控制之下，除了朝鲜战争后短短几年里中国曾试图通过政治干预影响朝鲜外，长时间执行的都是安抚政策。
第二，很长一段时间，中朝关系笼罩在中苏矛盾和分裂的阴影下。金日成在中苏之间朝秦暮楚，左右逢源，巧妙地利用两个大国的分歧，捞取好处。从朝鲜的历史和民族特性看，在某一时段依附和追随某一大国的“事大主义”始终是朝鲜对外交往的特征。尽管金日成提出“主体思想”，宣扬自力更生的对外方针和发展路线，但金日成时而针对苏联，时而针对中国，利用这一口号取得其统治的合法性，掩盖了两面讨好获取利益的真相。
第三，面对中朝关系，毛泽东既有一种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心态——对周边小国都要宽容并给以保护，又有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心态——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支援。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处理边界和移民等问题上。
第四，正是出于大国领袖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主观意识，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在对外发表言论时，往往随心所欲，没有认真考虑后果，以至陷入被动。如毛泽东经常提出东北在战时就是朝鲜的后方；周恩来在检讨大国沙文主义时，强调中国在古代侵略了朝鲜，朝鲜民族很长时间以来就在辽河、松花江流域居住，镜泊湖附近还有渤海国的古迹，结果给金日成父子觊觎东北留下话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年中朝关系带有传统社会及国际共运“家庭关系”的许多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