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在江青身边工作过人约有30多个，杨银禄是跟随江青最久的人之一，从1967年底到1973年6月接近6年。作为江青文革中第二任机要秘书，杨银禄同样是被江青一脚踢开，不同的是前任阎长贵直接进了秦城监狱，杨银禄只是回到中央警卫局，进了学习班。回忆起这段经历，回忆起江青，杨银禄在《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中谈到，“江青孤独的童年，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人漠不关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没有最亲近的人，在工作环境中她没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们关系都不融洽。”可以说情感世界一片荒芜，可能只有权力才能给以慰藉。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陈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
江青孤独的童年，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人漠不关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没有最亲近的人，在工作环境中她没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们关系都不融洽。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很喜爱的长子，童年很苦，和母亲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母亲壮烈牺牲后，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一起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怀下，艰难地回到父亲的身边，后来到苏联留学。
1946年2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安。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毛家坪，向爸爸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外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好，很好。”毛岸英非常爽快地答道。临走时，毛泽东把自己打过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一再嘱咐他到了乡下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去上“劳动大学”。到了乡下，积极参加了生产劳动，运肥，耕耘，除草，浇水，收割，样样农活都抢着干，不懂的虚心向农民请教。毛岸英“劳动大学”毕业，脊背晒得黝黑黝黑的。毛泽东看到后，又听了儿子劳动锻炼的情况汇报，高兴得很。
毛岸英是一个非常听父亲的话又非常要强的好青年。以后他又到工厂做工，解放后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雄心勃勃，血气方刚，很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朝鲜战争爆发，他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立即递交了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此时，彭德怀赴京向毛泽东汇报志愿军总部组建工作。毛泽东便把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要他带岸英到朝鲜去经受战火的考验。就这样，毛岸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他最敬重的爸爸，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美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
江青只比毛岸英大7岁，从江青进入毛氏家庭以后，就和岸英的关系不好。江青曾跟我们说过：“毛岸英是主席最宠爱的孩子，这我不反对，父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但是，毛岸英认为自己有文化，懂知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和我吵架。我虽然大不了他几岁，但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她的继母嘛。每次吵架，主席总是批评我，让着他，这样，他对我就更加放肆了，更不尊重了。有时，我们见了面他连话都懒得说一句，把脖子一歪走开了。哎，人都不在了还说他干什么，对过去特别不愉快的事情难以忘记，不想讲的事，又不由自主地讲出来了，还讲给你们这些孩子听，不必要。”
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赴朝作战前夕，毛岸英与刘松林结了婚，刘不久在军队得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他们的爱情深厚，日子过得很美满。而江青与刘松林的关系很不好，刘松林说过，江青从一开始就对她“蔑视、嘲讽、侮辱”。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刘松林听到毛泽东和江青争论她的前途问题。江青坚持取消给刘松林的生活补贴，毛泽东愤怒地对江青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刘松林。”毛泽东和刘松林谈话，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他气愤地来回踱步，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古书，给松林读了一篇描写树木河流的浪漫的散文：“树老了，落叶飘零，慢慢地倒下死去；旁边长期陪伴着它的河流，为大树的死去黯然神伤，慢慢地停滞了，干涸了。”毛泽东告诉松林，江青对这个家的感情，还不如河流对大树的感情。毛岸英对江青冷酷的心，非常反感。岸英赴朝参战前夕对刘松林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看看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
岸英又对刘松林说：“江青只顾她自个儿，根本不照顾岸青，她不爱我爸爸。我曾骂过她，说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使江青最感到讨厌的还是毛岸青。岸青曾被人打伤过头部，大脑受过损伤，心理状况一直不好。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对岸青的精神造成了进一步打击，1951年秋季发过一次比较厉害的精神分裂症。当时，他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在办公室里与人吵架，发脾气。父亲把岸青叫到中南海，开导他，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恢复精神健康。江青却对毛岸青横眉竖眼地进行训斥，并把他关进一间屋里。岸青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后来，岸青被送到大连的某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姓徐的护士。江青大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搞对象。于是，江青提议把他送到苏联去养病。岸青在莫斯科又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一次，江青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表态，岸青应该与那位苏联护士结婚。她是想叫岸青在苏联定居，这样永远不会再惹出什么麻烦，去掉一块心病。本来很吝啬、一毛不拔的江青，却把项链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新娘。遗憾的是这桩婚事没有成功。
江青听到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相爱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坚决抵制。江青开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下很多，并烧毁一部分。毛泽东发觉后，给岸青写信：“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他人，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毛泽东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与邵华结了婚。为此，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江青与李敏
李敏，1937年冬生于陕西延安(为贺子珍所生)，1940年前往莫斯科，随母亲贺子珍一起生活。第二年，德国入侵苏联，她们母女的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苦。1949年春夏之交，李敏随母亲回国，暂住沈阳。同年由姨母贺怡带领，重新回到父亲毛泽东身边。
李敏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度过的。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考取了北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和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结了婚。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取名孔继宁。毛主席非常高兴，经常抱抱、亲亲可爱的小外孙。江青却对李敏一家十分冷淡，还经常借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不想让他们离得太远，李敏和孔令华商量后，先搬到中南海内较为偏僻的一栋平房居住。住了段时间，江青还是经常找麻烦。于是，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搬出去以后，根据江青的指示，他们出入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从那以后，李敏想要进入中南海就很困难了。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一书记载：“‘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虽读过父亲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终于到了毛泽东的住处。然而，事有凑巧，她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得意一时的江青，一眼瞅见李敏，就大声地挖苦她：‘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
“江青挖苦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招呼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让她看一眼，就让她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去吧。’李敏不肯走，说：‘这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愤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果然，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了，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主席病况如何。她曾经到中南海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
“李敏第二次见爸爸，那是她看到中央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即到中南海门口求见，这次她倒是进去了，见到了爸爸。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折磨着他，脸容憔悴，声音微弱，但神情十分清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
“李敏点点头。”
“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办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已经离开人世，输氧的罩子已经撤了，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去世了，李敏要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排队，随着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致意。”
对于彬子的叙述，我进行过详细考察，是比较真实的。
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岛休息。有一天，她在那里见到李敏后对我说：“李敏这个孩子看起来文静贤惠，对我毕恭毕敬的，很少说话，但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我曾经批评过她站错了队，她不但不服，还到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国防科委有个叫钟赤兵的高级干部，这个人恨我，反对中央文革，李敏偏偏要保他，她还鼓励主席保他，她这样做明明是对我来的嘛！我说她是个小保皇派，她仗着有主席的支持，竟敢向我拧脖子，厉害得很哪！孔令华也不听我的话，难哪！我们这个家庭情况很复杂，我和主席家的人是很难相处的。李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环境中，居住地点不定，生活很艰苦，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开始上小学。进京后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53年，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大历史系。1960年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才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辑，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当时李讷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编者注)，那时李讷才26岁。“文革”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是军队中的党报，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不但工作繁忙，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付江青的政治需要，其难度可想而知。李讷精神高度紧张，体质明显下降，吃不下饭，即使每天睡觉前吃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是1967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工作的。那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里，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她妈叫我“小杨”，就开玩笑地叫我“小杨”，她妈批评她说：“肖力(李讷进入解放军报社时改名肖力——编者注)，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大哥”，有时叫“银禄同志”，或叫“老杨”。
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讯还不发达，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五部电话：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报告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电话。由于心情不好，有时她在电话里就跟对方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电话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江青睡觉以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刚刚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紧全副武装(那时我是军人)，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江青是夜间办公，睡觉时间实际是白天)进来四五次打电话，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衰弱，吃安眠药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说，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鼓足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电话，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汪很快就答应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
李讷同意搬家。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布置家具、安装电话，于是请她暂到丰泽园居住。
李讷走后，我们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想得不细致，应该给她安上电话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讨厌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解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安静，你身体不好，睡眠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还是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心平气和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合适？电话安装在什么位置？”
这时，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回去就用。”我耐心地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电话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里去取钥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能搞坏，你今天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志，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道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她说：“别，别报告我爸。”我看她的态度软下来了，就心平气和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电话安上。”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不好，对不起了。”
李讷的无理我并不怪她。我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人们对她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休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以松弛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增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认识李讷，对她很客气、很关心，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顾。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休息，泼泼辣辣，干活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满脸汗水，浑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衰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问题，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我说：“早就给江青同志看了，还没有批示。”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醒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提醒。”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由于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我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电话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气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儿大不由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放下笔，用力把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如果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相信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志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人和李讷不般配，两个家庭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程度相差甚远，职务地位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当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两全其美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不，不是有一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高兴地说。
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婚姻出问题的呢？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参加，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烧，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毛病。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方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可以告诉他，怕电话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感情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问题，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措施，往往效果不好。”
那时，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反而大发雷霆，她大声训斥道：“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对小徐怎样看，怎样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你认为他是个好人，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利，更没有权利教训我。”
张春桥动作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厅，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好事。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居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感情，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开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体不适，神经衰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量逐渐增加。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惧怕、尊重、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见面还吵几句。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6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央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就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力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
王良恩受不了这种政治高压，含冤自杀。
这天早晨，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报告她一下。”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问题，这叫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此后，批王简报一批接着一批。一天，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我到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正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看到我后不耐烦地问：“你又奉江青什么命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
我说：“你这是客气呀，还是讽刺我呀？”
李讷用疲倦红肿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我是讽刺她，不是讽刺你。开个玩笑，何必当真。”
我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你妈叫我送给你几份简报看看。”
她接过简报，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非常生气地大声说：“叫我看这些干什么？！”一下就把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我忙说：“李讷，你不看也别扔到院子里，万一丢几份我可不好交代呀！”
“告诉她，以后不要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李讷说。
当时，我不知道她烦什么：是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还是烦江青打倒一个又一个领导人？
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天，凌晨3点，李讷来到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扰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回去，等她起床后，我报告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同意你来，我打电话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就为难了。”
李讷说：“你怕她睡不好觉，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即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睡，给她几粒安眠药并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怀孕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眠药，军法从事。”
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于是，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我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委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回去，请你理解我们。”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值班员挡住她的去路，李讷怒斥道：“滚开！叫我进去！”。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进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四点。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失去了一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那时，李讷已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吼道：“你们还看什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快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耐心地对李讷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
李讷说：“不行，不给我安眠药我就不走。”态度很坚决。
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废话。”
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宽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上车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肯定更睡不着觉。不行，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车开到100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办法，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欢的孩子。
李讷看到我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眠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