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审组提审张春桥约10次，但张春桥始终没有开口，乃至把王洪文押来面质，把徐景贤押来，分别当堂认罪指证，他还是紧紧封住嘴巴，不吭一声。据说，后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从开庭公诉到宣判闭庭，两个多月时间，张春桥还是耷拉着脑袋坐着，紧闭嘴，不吭一声，甚至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本文摘自2005年1月《海上文坛》，作者文楚，原题为《秦城，预审张春桥》。
法庭上的张春桥
记者采访了原公安部林、江集团预审组浙江组副组长黄荣波同志（返浙后，先后任省国家安全厅厅长，省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6月2日，浙江组在“秦城”某区的一间预审室，第一次提审了张春桥。
这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预审室。上首坐着王芳、黄荣波等公安部预审人员；下面放着一张木椅，落座者正是那个逮捕前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主任的63岁的张春桥。张上穿中式黑色棉袄，颔领的一钮葡葡扣没有扣上，下穿西装裤，脚着棉布鞋。他既不垂首，也不昂头，面色灰暗，漠无表情，一声不吭地坐着。审讯必具的录音设备，却录不到此人的声音。录像倒是摄下了“军师”狡诈、阴鸷的眼睛。法警肃立在门口值岗。
第一次提审，以形势教育开始。预审人员告诉张春桥，“文革”已在1976年10月逮捕他们时起结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医治“文革”创伤，开始“新长征”。现在全国政局稳定，人心思安，致力经济建没……张春桥坐着，纹丝不动，就是不开口。不知他有没有听进去，抑或鄙夷这是“说教”、“吹牛”：抑或心中掀起轩然大波，用沉默来掩盖面临灭顶之灾的恐惧；抑或是铭心刻骨地仇恨，然而毒焰不能张嘴喷出，无可奈何，只能三缄其口了。
王芳、黄荣波这一组提审张春桥约10次，但张春桥始终没有开口，乃至把王洪文押来面质，把徐景贤押来，分别当堂认罪指证，他还是紧紧封住嘴巴，不吭一声。据说，后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从开庭公诉到宣判闭庭，两个多月时间，张春桥还是耷拉着脑袋坐着，紧闭嘴，不吭一声，甚至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
与张春桥相反的是江青，她身穿黑色棉袄棉裤，裤管紧扎脚踝，一上场就喋喋不休，胡诌乱缠，讲个没完没了，为自己的罪行百般狡辩；同时继续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预审人员。江苏组的同志实在忍无可忍，有一次干脆撤了录音机，和她对辩了起来。
然而闷也罢，闹也罢，“四人帮”作恶多端，犯下的罪责是推翻不了、掩盖不了的事实，无论他们过去多么显赫，如今都是阶下囚。
回首面质阴鸷眼
预审张春桥确实有十分艰辛的一面。此人犯罪隐蔽，“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而且狡诈无比。浙江预审组立足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一步-个脚印地开展细致缜密的调查取证工作。证人证言，要一人一证、一事一证；有两人以上共同作证的，另行补取。原始证据，一律不作技术处理。有的原始书证、笔记还要经过法律鉴定，以证明确凿无疑。张春桥既然拒不回答所有提问，那么就将他的犯罪事实，通过有关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必要时再传来证人面质，录像、录音和文字记录在案，依然形成法律证据。
张罪擢发难数，且举“倒刘、邓”和“上海武装叛乱”两案件，浙江组是如何开展侦查预审工作的。
迫害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致死，是共和国最大的冤案，而始作俑者就是张春桥。
浙江组副组长黄荣波说：“张春桥尚在‘文革’伊始，就单独召见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是来自江苏农村的清华化工系学生），授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并推向社会，形成全国大乱局面。我们获知这一线索，并看了蒯的交代，认为十分重要，但缺乏旁证，一度打算放弃使用。后来我们查到了蒯在清查‘五·一六’时受审查交代的原始记录：又提审了蒯本人；再去勘查张、蒯密谈的现场，核对时间：同时又取得了有关旁证——终于使张春桥授意蒯大富‘倒刘’、‘倒邓’的人证、物证、时间、地点、背景，以及事态发展等等证据一应俱全了，我们才对张春桥诬陷、迫害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罪状列入起诉意见书。”
蒯大富在1970年清查“五·一六”受审时交代提纲上写道：“1966年12月：18日春桥在中南海小屋子见（号召反刘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蒯大富在1980年受公安部预审时交代了这样的事实：1966年12月18日下午1时30分，蒯应召乘派来的-辆黑色小轿车，出清华大学西门，直驶中南海西门。2时许，张春桥在西门一间传达室里单独接见这位清华“井冈山造反兵团”司令，听了他串连上海汇报后，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二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心领神会，当即说：“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接见约两小时。
19日，蒯大富以“大联合”为名并吞清华各造反兵团，这位当年“首都红三司”头头召开全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提出“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口号。接着他就策划了所谓“一二·二五”大行动。12月25日，他带领五千多名红卫兵，以广播车开道，分五路进入天安门广场，高呼口号，打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与刘邓血战到底”等巨幅标语。
翌年1月6日，蒯将王光美劫持到清华大学批斗。
蒯大富当时的原始记录，在清查“五·一六”时，蒯大富的交待——当时张春桥居高位，在蒯大富传达并号召：“首长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亲自交给我们，这是中央文革对我老蒯，也是对我们大家的极大的信任！”“咱们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后的第一仗，就是打倒刘少奇，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社会”，旁证——他人的记录，在把这些铁的事实摊放在张春桥面前，但这个老奸巨滑的“军师”还是不吭一声，泛着死鱼般眼白，把头偏了过去。
那么让证人到他面前对质呢？王洪文来了——
王洪文是江青集团主犯之一，此人靠赤裸裸地打砸抢起家。“文革”伊始，组织造反派冲击解放日报社，夺取舆论工具，立刻成了张春桥的心腹骨干武将。1966年12月28日，由张春桥直接指挥，王洪文把他的“上海工总司”队伍拉出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康平路事件”（立案侦查时，将此事件从“二月夺权”事件中剥离出来），为“四人帮”上海夺权铺平道路。
接着王洪文策划并亲自上阵指挥镇压“上柴联司”的大规模武斗，伤残工人650人，把上海变成一个恐怖世界。张春桥由此悟出要组建不许人民解放军过问的“第二武装”的歪道。他在总结“上柴联司事件”时，提出“枪杆子捍卫笔杆子”口号和建立造反派民兵十万武装计划。很快这支武装形成了，它拥有一三〇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等重武器，还有234辆水陆两用坦克、438辆摩托车；还拟组建高炮营、高射机枪连、摩托团、工兵、防化等兵种。这支“第二武装”在张春桥、王洪文授意下，曾在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之后，在上海以“反击一、二、三”为代号进行过演习，王秀珍视察时扬言：“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7、8月间，毛主席病重，王洪文到上海，向“第二武装”“交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9月，张春桥在北京密见徐景贤，听取有关南京部队丁盛到上海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密谋，马天水突击向“第二武装”发放枪支七百四十多件等汇报，张春桥指示；“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果然，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就擒后，上海喊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等口号，张春桥、王洪文预先策划的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箭在弦上……
预审组通过大量工作，掌握了这些事实。王洪文在受审过程中也逐步认罪，表示愿意揭发江、张罪行，争取立功赎罪。
王洪文来了。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一个以前一直挂在口上的“我们的司令”直立在预审席下，张春桥坐椅侧畔。张春桥似乎陡然一惊，头一偏，扫去阴鸷、凶毒一眼，但很快恢复原状，还是不吭一声。
“文将”徐景贤，也来面质。张春桥面色铁青，回首一瞥，却仍不吭一声。
黄荣波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预审张春桥过程中，使用了5名证人，7次当场作证。他手下的文（徐景贤）武（王洪文）两主将都当面揭露了张春桥，如螃蟹的两只钳子，都给摘了下来了。”
就连“四人帮”主犯，一直坚持“路线错误”防线的姚文元，为了“要争取有个好结果”，也交代了一些事实。“他愿意写，就让他尽量地写吧，最大限度地孤立江青、张春桥两个死顽分子。”
罄竹南山罪未穷
黄荣波告诉记者，从6月2日到9月22日，浙江组的侦查预审工作结束，完成了对张春桥的起诉意见书。黄荣波在预审案卷（内含起诉意见书）及证据材料上签署后，送交最高人民检察院，个人应邀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讨论及审定“两案”起诉书工作。12月16日全部预审组撤离秦城监狱。1981年1月4日，浙江组离京返杭——在京工作8个半月，胜利结束。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开始对林彪、江青集团两案10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公开审判。张春桥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公诉后，检察员王芳等也作了发言，经特别法庭审判后，判定：
——张春桥犯有策动武装叛乱罪；
——张春桥犯有组织领导集团罪；
——张春桥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张春桥犯有诬告、陷害罪。
张春桥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捕关押388人（1966年12月）；张春桥在上海“一月夺权”后；制造诬陷上海市委领导干部16人为“叛徒”、“特务”、“反革命”的火冤案，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1967年）；张春桥多次诬陷朱德委员长为“大军阀”、“老机会主义者”（1967-1968年）：张春桥指使徐景贤等编造《陈毅反动言论小集》（1968年）；张春桥借“天安门事件”诬陷邓小平是（匈牙利事件中的）“纳吉”（1976年4月）；张春桥要徐景贤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黑干将”材料；“文革”时上海有个代号叫“244”真名为“游雪涛小组”的特务组织，制造了“老人串连会”、“东方学会”、“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等等26起冤案、假案，实行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拷打逼供、搜集情报等非法活动，受迫害、遭关押、致伤残、屈死者达一百八十多人——这个特务组织的直接操纵者、幕后指挥就是张春桥……张春桥无法无天，所干的坏事，条条件件都触犯刑律。罹难者、受害者上自共和国主席、开国元勋、无产阶级革命家，下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黎民百姓，何止成千上万！真乃“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不吭一声也是张春桥对抗审判的手段之一。天网恢恢，张春桥最终落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可耻下场，正应了他自己的“要准备杀头”的谶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