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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马家军更悲剧 社会主义东德女选手被服禁药变成男人

这两天大家都在说马家军和兴奋剂的事,引发了很多讨论。几年前,《纽约时报》上有一篇人物报道,讲的是前东德的一个冠军运动员因为服用兴奋剂,身体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最终不得不从女人变成男人

这两天大家都在说马家军和兴奋剂的事。这样一个体育神话在奥运年崩塌,引发了很多讨论。

组织队员服用禁药,创纪录、拿金牌。谁是受益人?马俊仁当然是,见主席、上春晚,一时风光无两。后来拍广告、卖鳖精、养藏獒,赚个盆满钵满。

各路相关领导当然是。

在某种程度上,全国人民都是,扬眉吐气啊,当年外国人质疑,我们在春晚上反击,观众跟着叫好。

当然,运动员也是。金牌挂在她们脖子上,光宗耀祖,升官发财。

可最大受害者也是她们。无论真相是否被披露,无论相关人员是否被问责,兴奋剂永远留在她们的身体里,并对一些人已经造成了不可能逆转上伤害。更何况,更多的人吃了药也没跑出来,一身伤病,默默退役,无人问津。

副作用到底有多严重?《马家军调查》里,当年的队员对作者赵瑜说:“这些药挺害人的,尤其对女孩子危害更大,好些队员说话声音越来越粗,大多数队员还得了肝病……队友的身体都变化了,说话嗓子老粗,有的也不来例假了。肝病越来越多,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又听说往后可能不会生孩子,或者生畸型儿,笑话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别说没有男朋友,有男朋友人家也动摇了,咱心里难过的要死要活的。”

有些人,就真的再也不会有男朋友了。

几年前,《纽约时报》上有一篇人物报道,讲的是前东德的一个冠军运动员因为服用兴奋剂,身体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最终不得不从女人变成男人。

这不止是一个猎奇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个大叔,叫安德里斯·克里格(Andreas Krieger),这是他在1997年以后的名字。在那之前,他是相册里的那个女生,海蒂·克里格(Heidi Krieger)。

1979年,14岁的海蒂·克里格加入了柏林青少年运动学校,学校隶属于东德最有名的一家体育俱乐部。背后更大的老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

两年后,教练开始让海蒂开始服用一种蓝色包装的药丸。教练说这是一种葡萄糖,可以增强投掷铅球的力量和耐力。实际上,蓝色药丸是一种名叫Oral-Turinabol的类固醇激素,为了平衡这些激素,海蒂的配药里还被添加了避孕药。

药物副作用很快显现。避孕药让海蒂的乳房疼痛异常,类固醇的使用更让她在18岁时,体重就飙升到了100公斤,她感觉自己“像米其林轮胎一样胖”。

更难堪的是,海蒂的嗓音变得像男人一样低沉,还长了浓密的体毛。她坐飞机去参赛,空姐示意她到男士卫生间;在柏林的大街上散步,她被看做是同性恋皮条客;最严重的一次,穿着裙子的海蒂被人叫做易装皇后(Drag Queen),当着她母亲的面。

那天,她疯了似的跑回家里,扔掉了所有裙子。

海蒂变得暴躁、易怒,并且有抑郁症的状况。但她还是找到了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她的铅球成绩在短短几年内突飞猛进。

1986年,20岁的她了欧洲冠军,成了东德的国家英雄。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练习,不断在比赛中获得认可,”海蒂说,“至于蓝色药丸里有没有激素,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海蒂的夺冠成绩是65英尺6英寸,比三年前提升了将近一半。

后来的研究证实,类固醇对海蒂成绩有显著影响。夺得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她服用了大约2590毫克的Oral-Turinabol。这个服用量,比1988年爆出兴奋剂丑闻的男子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还多了1000毫克。

这种激素后来被叫做“海蒂激素”。

后来解密的培训日志显示,过量的兴奋剂摄入,让海蒂每周的训练量超过惊人的50吨。最终,过量的肌肉训练压倒了她的关节和骨骼系统,她的膝盖、臀部和背部遭受了严重的损伤。1991年,25岁的海蒂·克里格被迫退役。

退役后的海蒂很快失业。曾经拥有的国家荣耀,随着东西德的合并,似乎消失了。更痛苦的是,她无法再通过训练,来减轻自己在性别认知上的痛苦。她从来没有男朋友。她和两个女人有过关系,但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女同性恋。

1994年海蒂最压抑的时候,她坐进浴缸里,装满水,拿起刀片准备割腕自杀。幸好在那时候,家里的牧羊犬跑来蹭她,告诉她遛弯时间到了。

“我感觉到狗的鼻子在顶我,凉凉的,一下子就醒了,就像梦一样,”海蒂说。

1995年,海蒂遇见了变性人群体,开始考虑变性手术。两年后,她切除了自己的乳房,接受了子宫手术,变成了一个男人。

海蒂·克里格变成了安德里斯·克里格。他开始追问自己身体变化的原因。

其实在克里格退役前两年,真相已经慢慢浮出水面。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两年后,一本关于东德兴奋剂使用的著作《从研究到欺骗》出版。这本书从一些秘密文档里,揭露东德体育俱乐部里兴奋剂的秘密,这其中就包括克里格所在的俱乐部。

原来,克里格每天从蓝色药片里,摄入了超过30毫克的雄性激素,而那个年纪的女孩每天体内自产的雄性激素不过才半毫克。

克里格悲伤而愤怒。“当初的我把教练看做是自己的父母,但这些人却暗中给我服药,否定了我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受害的不止克里格一人。

比克里格年长三岁的乌特·克劳斯(Ute Krause)是一名游泳运动员。在东德游泳队的6年里,她也一直被迫服用类固醇药物。因为摄入激素过多,克劳斯20年来始终受到暴食症的困扰。她曾在一周之内胖了15公斤。“根本停不下来,永远都处于饥饿的状态,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活在另一副驱壳里。”

乌特也有过自杀经历。用伏特加和安眠药自杀未果后,她下决心离开游泳队。之后,她成为一名实习护士,也真正明白了蓝色药丸到底是怎么回事。

共同的经历,让克里格和乌特走到了一起,两人在2002年结婚。在律师和医学专家的帮助下,他们查阅解封的东德文档,发现自己曾经参与缔造的东德体育神话,原来是一场巨大的阴谋。

二战后,德国一分为二,东西对峙。在以东德名义参加奥运会后,东德政府把对峙延伸到体育竞技场内。奥运会上获得的任何一枚奖牌,都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

1968年到1988年,短短二十年内,东德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共获得519枚奥运奖牌,媲美美国和苏联。但如果以人口平均数计算,他们的奖牌数量是前苏联的10倍,是美国的13倍。

神话的背后,是一个叫做“Komplex08”的丑陋计划。

原来,克里格们服用的蓝色药丸,学名叫同化性雄性类固醇(Anabolic-androgenic steroids,简称AAS),AAS的第一个“A”指的是该类固醇药物增加肌肉块头的功效,第二个“A”指的是雄性激素。

一共有超过1万名运动员服用这种含有雄性激素的蓝色药丸,时间跨度长达20年。但他们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付出了损害身体、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不完全统计发现,至少有500-2000名东德运动员因为类固醇,遭遇了重大健康问题。包括肝肿瘤、心脏病、乳腺癌、不孕不育、抑郁和饮食失调……

这么大的阴谋怎么能够不被拆穿呢?

第一,当年的东德运动员,大都都从小离家,进入专业队训练。正是这个沾染了兴奋剂的培养系统把他们一手带大,教练和队医就是他们的监护人,是他们的权威。而Komplex计划触及的各大训练基地、医疗中心以及药品企业、医生、官员以及教练,当然不会泄露这个秘密(或许有的人也确实不知道)。

第二、当年几乎所有的运动队都有硬性规定,禁止女运动员接受电视台或广播台采访,生怕她们过于魁梧的体型以及男性化的嗓音露了馅。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是一项政府授意的项目。时任东德体育部的曼弗雷德·霍普纳博士,同时也是国际奥委会负责反兴奋剂调查的官员。“两线作战”的他对于欺上瞒下非常在行,他清楚地知道哪些药物在黑名单上,更对何时何地进行兴奋剂检测了如指掌。

1998年,“Komplex08”的罪魁被告上了法庭,包括霍普纳博士和前东德体育部长。

庭审时,克里格手上拿着当年比赛皱巴巴的照片,指着被告人说:“他们把我当做一台机器”。

2000年,刑事审判结束。两名罪魁被判有罪,但因年事已高,缓刑。

2002年,德国政府建立了一个250万美元基金,来补偿当年的兴奋剂受害者。但最高补偿金只有12500美元。当初一万名受害者运动员里,只有311人在截止日期前,来申请赔偿。

基金会的志愿者说,有些运动员还不知道这个基金的存在;有些人害怕因此会丢了工作。但更多的运动员仍然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他们不敢相信,曾经自己最信任的人会这样伤害他们。

“为了成绩,他们根本不会在乎我们受到的伤害。为了各自的利益,我们就像是实验室里的小老鼠,他们杀了海蒂,”克里格说。

如今,为了维持自己的男性性征,克里格每隔三周需要接受一次睾丸酮注射。每到荷尔蒙周期快结束的时候,他都会感到抑郁,担心自己有更高的癌症风险。

“不过,这比当年被注射的药品好多了”,克里格说。

政府设立的补偿基金,克里格只领到了10500美元。后来他失业过,干过房地产经纪人,最新的消息是,他在家乡快递员。“每天要搬运500-600个包裹,圣诞节的时候更多。”

他会尽量回避铅球比赛,可一旦听说女子运动员的铅球成绩超过65英尺,他都会表示怀疑,“我很清楚,这成绩光靠喝白开水是出不来的。”

他把自己1986年获得的金牌,镶嵌在一个类固醇分子模型上,作为德国反兴奋剂工作的年度奖杯。每到有兴奋剂丑闻曝光的时候,他总愿意出来现身说法。他从不对媒体抱怨现在的生活。他只是不希望听到这样的感叹——

“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很失望,因为我这辈子都无法知晓,如果不依靠药力,我能有多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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