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71年五一的照片和纪录片
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报道配了两张照片，右上方这张是杜修贤拍的，画面上依次是毛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董必武、林彪在天安门焰火晚会上围坐一桌的照片，照片说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上一起观看焰火。新华社记者摄。”照片画面上毛主席和林彪面对面坐着，林彪低着头，像是在打瞌睡，而毛主席侧着脸与旁边的西哈努克说着什么。这是杜修贤拍摄的当晚唯一有林彪画面的照片，整个画面气氛怪异。这样的照片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完全应属于废片，怎么能公开刊登出来呢?
《人民日报》头版右侧中部的第二张照片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华社记者摄。”这张照片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1971年五一纪录片镜头一致，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三人从手持语录本欢迎的军人队伍中穿过，毛主席穿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林彪穿着军大衣，确实与杜修贤拍的那张照片服装一致。
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张照片就一定是1971年5月1日晚上的镜头，因为毛主席、林彪在那几年的衣服基本没有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新闻电影没有西方那种新闻理念，拿以前的电影资料充数是家常便饭，包括图片也是这样。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家都知道的“换头术”事件：陶铸主管中宣部时，审查国庆17年新闻照片时，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指示加上去，新华社用技术处理，把邓小平的头像加到另一位领导人的头上。这样的“换头术”都干得出来，把以前的照片或影片拿来充数更不在话下。
如果是当天拍的照片，应该按照顺序，群众欢迎毛主席、林副主席走上天安门城楼，应该是第一张，然后才是毛主席、林彪坐下的镜头。而《人民日报》这两张照片，先是坐下来，再是欢迎，这不是颠倒了吗?这只能说明第二张照片是“借”来的。
除了5月2日那张照片外，可以肯定，1971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林彪手拿语录和毛主席相视而笑、亲切交谈的照片也不是当天的镜头。那天白天是游园，天安门广场并无活动，不可能有毛主席、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197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林彪手拿语录，毛主席指着前方的图片，也不是当天的镜头。1971年的五一、七一、八一天安门广场白天都没有集会。《人民日报》上这些照片应该都是以前拍摄的，那时照片没有时效性，只讲政治需要，常常把以前的照片拿来顶替。
《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记录片会不会也是如此呢?该片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与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片头是“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记录了1971年“五一”节当晚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过程。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片长25分钟，其中15分钟是天安门焰火晚会。第一个镜头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其他领导人都没有随从，毛主席似乎是先期到达城楼中央的休息室，与外宾在一起等候。第二个镜头是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由西侧走来，军人列队欢呼。毛主席招手致意，林彪左手按着没有系扣的大衣，右手举着毛主席语录，笑容满面，林彪的表情看上去轻松愉快。第三个镜头是由时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王海容引导，西哈努克夫妇等外宾从休息室出来与毛主席、林彪握手。毛主席与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克·威尔科克斯握手时，林彪在毛主席旁边伸手待握，面向镜头的维克·威尔科克斯被工作人员引走，镜头切换。
根据资料，维克·威尔科克斯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从1951年起担任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从1959年国庆十周年首次来到中国起，1963年5月，1965年3月，1967年3月，1971年5月，1973年3月多次来华访问。
1971年五一晚会，维克·威尔科克斯在天安门城楼上，但并没有拍到他和林彪在一起的镜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录片中的维克·威尔科克斯应该是以前的镜头。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镜头。天安门城楼上主桌五人，自东向西：毛主席、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西哈努克夫人，林彪。翻译齐宗华坐在毛主席、西哈努克亲王身边翻译。而林彪则笑容满面，没有低着头情绪低沉(和杜修贤拍的照片截然不同)。再一个镜头礼花燃放，主桌上却变了位置，董必武、林彪不见了。自东向西，周恩来坐到毛主席的位置上，与西哈努克交谈。毛主席则坐在董必武的位置，旁边是齐宗华、西哈努克夫人。毛主席、周恩来不可能在同一场景互换座位，这充分说明这一组镜头是将不同时间的镜头剪接而成，并不是当天的镜头。林彪经周总理电话催促才起身，去晚了，不可能拍到欢迎场面。而且当时林彪情绪低沉，不会笑容满面。
正因为林彪的迟到早退，所以这个五一晚上没有拍到林彪和毛主席在一起的镜头，电影没有拍到，电视也没有拍到，周总理才发了火。关于周总理发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好几位老摄影师都说记不清楚了，那一段上天安门城楼的次数太多，也或许是不愿意谈“走麦城”。八一厂副厂长王程帆那时是纪录片摄影师，他说他碰到过一次总理因摄影对象没拍上发火。他记得好像是江青提前走了，没拍上，大家都在注意拍毛主席。最后由编导把以前的片子编进去。周总理有可能为没拍上林彪发火，不可能为没拍上江青发火，江青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有那么重要吗?我记得有一次江青想发表她和毛主席的照片，让毛主席否定掉了。而且那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根本没有出现过毛主席和江青并排的大照片。很可能是王程帆记错了，不是没有拍上江青，而是杜修贤说的没有拍上林彪。
五一节晚上叶群与毛主席谈话
1971年五一晚会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确实没待多长时间，林彪很快回来了，叶群没有一同回来，她留下来与毛主席谈话。邱会作说：“叶群很机灵，她抓住这个机会，跟着毛主席进休息室去了。毛主席同叶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叶群说：‘主席同我谈的很好，谈笑风生地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和对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
叶群那天晚上回来非常高兴。
五一节晚上，叶群把见毛主席的情况告诉黄、吴、李、邱。叶群说：“同主席谈得很好”，毛主席批评黄、吴、李、邱“对林彪帮忙不怎么高明”。叶群解释是“帮了倒忙”。叶群还说，别的没有什么事，要黄、吴、李、邱宽心。叶群认为谈得很好，毛主席原谅她了。从事后的发展看，并不是那么回事。
在北京的最后这段时间里，因为毛家湾在装修，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而叶群自认为检讨在毛主席那里过了关，心情轻松许多，还亲自到文物管理处“选购”文物。
同时，叶群加紧筹划儿女婚事。
林彪最后一封没有发出的信
“九一三”事件后，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曾带人从毛家湾查抄到林彪1971年5月23日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毛主席：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胡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它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38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此致敬礼。
林彪这封信是如何成稿的我不知道。但林彪对我讲过这封信的内容，尤其是“四不一要”，给我的印象深刻。
对这封信，我记得林彪曾把我叫来，口授了信中的主要内容“四不一要”。“四不”是“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一要”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林彪边想边说，我拿一张白纸记录下来。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身边有四位秘书：我、王焕礼、李春生、宋德金，还有一个保密员李根清，他们都能帮助林彪记录。王焕礼是庐山会议后调来的，宋德金也是新秘书，主要负责读书。他们两人都没有上庐山。我和李春生上了庐山，而林彪并不知道李春生也上了庐山，只知道我上了庐山，加上我是老秘书，所以林彪有什么事爱找我去办，还几次表示他“想见毛主席”。
林彪给毛主席这封信里的“四不一要”是林彪的意思。从庐山上下来，叶群忐忑不安，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也都忐忑不安，不知道毛主席要怎么处置他们。尤其是叶群，老在林彪身边讲怕被弄到农村去之类。林彪为了安慰叶群，曾叫李根清给叶群写一个条幅，最后一句话是“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并让挂在叶群屋子里。
我记录“四不一要”时叶群不在场，我记录后林彪并没有让形成信。形成信恐怕是叶群的意思。所以我并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我认为，林彪不可能亲自写过这封信。林彪后期连画圈都嫌累，批几个字都要工作人员模仿，决不可能写这么长的信。
这应该是叶群张罗的结果，至于叶群让谁整理的我不知道。叶群在庐山“翻了车”，她的“原则”是不知道“庐山”情况的秘书坚决不让知道相关的事。很可能像叶群的两次检讨一样，是叶群找军委办公厅的人捉的刀。
这封信为什么被林彪压下来了?据查抄出这封信的吴忠说：“林彪深思熟虑，反反复复，授意、起草、修改(这封信)，抄清以后还放置了三天，考虑送还是不送。林彪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有这个必要吗?’于是林彪把这封信压下来了。”最后，林彪没有送出这封信，叶群把它锁在她的保险柜里。
林彪这封没有发出的信表明林彪没有野心。他建议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把四野嫡系38军调走，一切听从毛主席的，让毛主席放心，他没有反对毛主席的意思，更不想动武。
“九一三”事件后，没有批判这封信，也没有在毛家湾工作人员中调查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因为从林彪的这封信中看，林彪没有任何想反毛主席的意思，而是表达了“投降”之意，希望退休，希望不要抓黄吴李邱。如果林彪地下有知，黄吴李邱及千千万万他的老部下，在“九一三”事件后不仅被关押十年，还被判了重刑，不知他作何感想?!
林彪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林彪很少参加外事活动，他不喜欢迎来送往这些事情。与越南、阿尔巴尼亚外宾会谈，他对越南客人说了一句话“熬就是胜利”。林彪见阿尔巴尼亚巴卢库等外宾仅寒暄了几分钟，照了几张相。巴卢库和林彪礼节性地拥抱，林彪感觉像遭受一场“天灾”，回来说：“跟洋人打交道真受不了!”
6月3日9时30分至10时40分，林彪陪同毛主席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以及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这是林彪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有人说林彪在这次会见时不辞而别，这似乎不可能。这次随林彪外出的仍然是警卫秘书李文普，我没有听他谈起林彪的“不辞而别”。
林彪多次想与毛主席面谈，是毛主席不想与林彪谈，而不是林彪不想与毛主席谈，所以林彪没有任何理由“不辞而别”。当时的新闻纪录片和照片也可以证实，林彪“紧跟”在毛主席身后，表情如往日一样淡然。
有人披露了毛主席与齐奥塞斯库的谈话记录，主要是毛主席和齐奥塞斯库交谈。林彪有过两次插话，一次是在谈话刚开始，一次是谈话即将结束。一开场，毛主席说到教育革命：“……这就要时间，慢慢来，已经多年了。”林彪插话：“21年了。”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说起“反修”要坚持“一万年”，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罗马尼亚波德纳拉希先后来访各减了“一千年”。毛主席说：“哎哟，一下子减少了两千年，再减非常危险啦，现在不过只剩下八千年啦。”齐奥塞斯库提出：“还可以减少一些吧。”毛主席说“一年都不减了”。“就是说，你们顶了一下，就少了一点吗?我们不多不少，八千年。大家听着呀，不再减少!”林彪插话：“坚决不减。”毛主席说：“你看，‘军阀’说话了，他是‘军阀头子’，我也是‘军阀’……”
从这个谈话记录看，林彪应该没有提前离开会场。
我记得李文普那天回来给我们讲笑话：“你说老先生(林彪)陪同主席会见外宾，他搬把椅子坐在门外，睡着了。”李文普还学着林彪打瞌睡的样子，说：“人家都走了，他还在那里睡觉。”
林彪这次会见外宾后，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林彪要求在客厅写三条“万岁”标语
7月初，周总理要来毛家湾看望林彪，约定下午到。林彪吃过午饭，叫内勤把李根清找来。林彪说：“小李，下午总理要来，你给我写几句话，用红字写，字大一点，醒目一点。”林彪用手一指，“贴在客厅门口。”这是林彪最后一次叫李根清写字。之后不久他和叶群就去了北戴河。
林彪的西客厅很大，一进门是一面墙，有两平方米左右。李根清坐在茶几旁，准备好纸笔，林彪一边来回散步，一边说：“写‘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林彪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三条标语呢?
李根清没有上庐山，庐山会议的文件也没有印发，所以他对庐山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不知道揪出了陈伯达，也不知道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李根清心中，始终认为毛主席和林彪是密不可分的。他实在不明白周总理要来，写这三条大标语干什么?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当然李根清不能问。他找来一张一开大的纸，横着对半裁开，用很粗的油画笔，蘸着广告红色，按照林彪的要求，很快用美术字写成三条大标语，字写得很大，很醒目。然后他用图钉按到林彪西客厅进门处右侧的挂衣板上。这个位置是进入林彪西客厅的必经之处，只要走进林彪西客厅，肯定能看到这三条大标语。
林彪特意让周总理看这三条大标语，或许希望周总理能在毛主席面前替他说说话?总之，林彪想通过这三条大标语，表示他是拥护马列，拥护毛主席的，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在我的印象中，毛主席和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毛主席欣赏林彪，也提携他，经常推荐一些书让他看。林彪非常尊重毛主席，记得1966年9月，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期间，毛主席把自己看过的《刘晔传》、《三国志》里的“郭嘉”篇推荐给林彪看。郭嘉是曹操谋士，诸葛亮式的人物，对曹操打胜仗出了很多主意，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毛主席为什么向林彪推荐郭嘉?林彪从来没有说过。据我所知，林彪写信给毛主席谈了读“郭嘉”的感想。
林彪最后一次去北戴河
北京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没有参加。周总理几次动员林彪出席，讲讲话，林彪都没有回应。但实际上，林彪并不想与毛主席为敌，他还是很想与毛主席谈谈的。
我们秘书都知道，林彪多次想见毛主席，而毛主席那边一直不置可否。
李文普回忆：“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谈话。当时，毛主席那边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主席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时间毛主席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记得庐山会议后，有一天叶群开会回来，要看《何典》这本书，说是毛主席推荐中央政治局委员看《何典》。《何典》中有两句话：“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句子都被制成卡片，林彪怎么理解，我们谁也不知道。
1971年7月17日，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去北戴河。林彪可能一直在等待毛主席召见，但始终没有等到。天气越来越热，不得不往北戴河去了。
这次我没有去北戴河，在北京留守。行前，叶群对李文普说：“首长(林彪)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如果黄(永胜)、吴(法宪)他们斗得不好，11楼(江青)来找首长(林彪)反映情况不好办。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
叶群使用专机就像使用专车
林彪、叶群离开毛家湾的那些天一切如常。
8月5日，叶群回北京301医院检查身体，第二天凌晨结果出来了，专家会诊排除了乳腺癌。叶群活跃起来，在毛家湾接待了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吴法宪后来在中央专案组交代叶群说到政变，而邱会作则坚决否认。此事一直没有定论。1980年审判“两案”时，吴法宪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叶群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政变问题。
8月16日，周总理、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奉毛主席指示去北戴河见林彪。林彪作“加强战备训练”的指示。
而就在这一天，毛主席南巡到达武汉，与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等人谈话。
8月23日，刘丰把毛主席在武汉讲的不要让自己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的内容，透露给林彪侄子林汉雄。很快叶群也知道了。“九一三”事件后林汉雄因此坐了四年牢，但查来查去，没有查到林汉雄与“九一三”事件有任何关系。
8月28日上午，于新野、李伟信、许秀绪坐火车去北戴河。林立果从北京打电话给李文普，说：“北京这里形势对她(叶群)不妙”，“老李你作点准备，首长(林彪)准备在9月18日左右去广州，不要跟别人讲。”
8月底，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谈了“老婆专政”问题，要军委办事组给她在总参政治部或军委办公厅安排一个工作，她不当林彪办公室主任了，要吴法宪同黄永胜商量。
9月3日上午，林立果在毛家湾对“林办”工作人员王淑媛说：“宁可逃跑也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抓住坐牢，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
9月6日晚20时半，叶群给胡敏打电话，要胡敏动员张清林、张宁来北戴河。叶群还专门找林豆豆通话，要林豆豆和张清林当晚去北戴河。林豆豆推托身体不好，过几天再去。叶群发了火，骗她说：“你这么大架子，爸爸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他病得快死了，还没有见过张清林。见到你们的事定下来了，他的病就会好了。”林豆豆只好同意了，她哪里想到，这次去北戴河，遭遇了“九一三”事件。21时许，叶群叫李文普要胡萍安排飞机送林豆豆等人来北戴河。
按胡萍的说法，叶群使用专机就像使用专车一样，召之即来，来之即走。可是飞机怎么能是汽车?不要说专机，就是普通飞机，起飞之前也要有相当的准备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汽车。汽车在地上跑，随时可以停下来，飞机在空中飞，万一准备不好是要机毁人亡的啊!看来叶群在9月13日凌晨火烧眉毛般爬上飞机，也是出于这种使用专车的心理吧。因为专机夜航不安全，当晚并没有安排。
9月7日上午，我按叶群的要求，把林豆豆、张清林、张宁送到西郊机场。9时50分左右，叶群叫内勤孙忠堂通知秘书李春生，立即给毛家湾打电话，把《俄华词典》、《英华词典》，以及俄语、英语会话等几本工具书，交给林豆豆带到北戴河。而这时，离飞机起飞只有十分钟了。
没办法，为了等毛家湾把叶群要的书送来，飞机推迟了一个小时起飞。
11时40分，林豆豆、张清林、张宁等坐飞机从北京到北戴河。
叶群要林豆豆一定到北戴河的理由，说是要让林彪看看儿女的对象。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没有更多地想。
林豆豆等人走后的几天中，毛家湾一切如常。
林立果给我看“林彪手令”
9月8日，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老虎回北京治牙，要严格保密”，并叫我联系301医院口腔科。
“九一三”事件前夕，林立果曾以治牙为名，三次回到北京，两次我都见到了他，因为叶群交代我替他联系301医院口腔科治疗牙齿。
1971年8月27日上午，林立果带刘沛丰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治牙。下午，叶群三次打电话找林立果。
9月2日中午，林立果再次到301医院看牙。9月4日傍晚飞回北戴河。
9月8日20时，林立果第三次从北戴河飞回北京看牙齿。他在西郊机场落地后，由周宇驰陪同，回了一趟毛家湾。这天是我在毛家湾值班。林立果到毛家湾的时间是21时30分，他打电话到北戴河向叶群报了平安，并对我说第二天去301医院看牙。我说已经与301医院口腔科联系好了。听他说牙还在痛，我还关心地询问了几句。
第二天林立果确实去301医院口腔科看了牙齿，拍片、验血，两天后检验报告才能出来。
林立果当晚没有住在毛家湾，他在毛家湾停留的时间不长，从他房间里拿了东西就走了。我一直陪在林立果的旁边，并跟他去了他的房间。林立果对我说，如果有他的电话，就找空军一号台。
在走廊上，林立果从白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16开白纸让我看，这就是后来说的“林彪手令”。我记得上面用红油笔竖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没有章。看来这张白纸就是在怀柔直升机现场被周宇驰撕碎的那张，由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搜集上交，1972年7月2日，由中共中央中发[1972]24号文件公布，但公布的“林彪手令”缺失三分之一以上的字迹。
我看“林彪手令”时，是边走边看，看得不是那么仔细，我感觉像是林彪的字迹。林立果并没有说明这张纸条的意思，我也没有问。
我在“林办”七年，对林彪写这样的纸条早就习以为常了。林彪写字喜欢用军委办公厅服务处发的那种白纸，没有天地，用铅笔写，后来用红油笔了，字的大小一样，没头没尾，一大张纸就写几个字，只有一句话。例如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高兴时，“哄”他写个条子很容易。据我所知，叶群、林立果都找林彪写过。我当时并没有把林立果让我看的这张纸当成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有琢磨这个纸条的含义。我当时认为林立果又和叶群闹什么矛盾了，所以林彪才写这样的纸条。
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个“手令”是写给谁的?按什么“命令”办?为什么只有一句如此含糊的话?林彪口述一般都非常具体，而这个“手令”太含糊，没有确定性，“盼”照“什么”办?不知道。而且用了个“盼”字，不像林彪一贯下命令的口气。林彪一生中从来没当过副职，下命令从来是死命令，坚决果断。“盼”有乞求、祈使、商量的意思，这倒像没有当过主官的林立果的口气。
1972年5月，林豆豆在玉泉山被审查时，曾让她鉴定“林彪手令”的影印件。林豆豆认为，“林彪手令”像林彪的字体，但更像是模仿。她说“像”，不说“是”，并始终拒绝写旁证材料。
据我所知，叶群不仅让李根清模仿林彪字体批字，她自己和林立果都在模仿林彪字体。叶群学在前，她借口为了在关键时候起作用。林立果说：“主任学，我也学。”“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林立果)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林立果拿的这个“林彪手令”转来转去，最后还在周宇驰手里。
“九一三”事件关于林彪的唯一证据就是这个“林彪手令”。以后我才知道中央专案组如此看重“林彪手令”。见过“林彪手令”的人比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人多，《五七一工程纪要》我在“九一三”事件前根本没有听说过。1980年审判“两案”有关部门将直升机迫降现场搜集到的部分碎片拼对复原，拍成照片，出现在法庭上，作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铁证”，以后又被公开在报刊上。这个“林彪手令”的字迹是“竖版”。而1999年，林彪老秘书关光烈说，他见过的“林彪手令”是“横版”。“两案”并没有注意到“林彪手令”有两个。这也不奇怪，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再没有人同时见过两个“林彪手令”。
“林彪手令”的内容能证明林彪试图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吗?为什么出现了两张甚至三张“林彪手令”?林彪案审了十年，成千上万的案审人员为什么不对林彪的唯一证据下功夫侦查，搞清事实真相呢?
叶群最后一晚两次给我打电话
1971年9月12日，是我在林彪办公室工作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轮到我在毛家湾值班，也就是说，我是最后一个在毛家湾值班的秘书。
林彪、叶群到北戴河后，留守毛家湾的只有两个秘书，王焕礼和我，所以隔一天我就要值一个班。我曾仔细想过，这最后一天收发了哪些文件，接了哪些电话，却实在记不起来了。
中午12时左右，叶群让李文普通知李春生，给毛家湾打电话。李春生立即给我打了电话，说主任(叶群)要家里把文件分好类给她送来。我没有午休，立即将近日送来的文件打包，准备托飞机送到北戴河。前一天叶群在听李春生报14件副军以上干部的任免报告时，要李春生打电话给毛家湾，把副军以上的干部名册送来，还让把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也一起拿来。后来叶群又要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文件。这些文件我都送到北戴河了。叶群走得匆忙，这些文件一份也没有装到飞机上带走。后来清查毛家湾的工作组说，所有“林办”的文件一份也不少9月12日16时多，林立果回毛家湾洗澡，他提前打电话要警卫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烧洗澡水。警卫部队除执行住地警卫外，还负责警卫对象家中的水暖供应。林彪家中的游泳池管理和冬天供暖气，夏天送冷风，都是由警卫战士负责。林立果没有找我，我也没有见到他，他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
毛家湾这边很正常。
这个晚上，是林彪、叶群的最后一个晚上。叶群在北戴河操持给林豆豆、张清林办“订婚仪式”。叶群说过准备国庆节给女儿办婚事，我们毛家湾的工作人员都知道。
晚上，我接了叶群两个电话。这两个电话之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深刻，因为这是我被关起来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处理的最后的工作。
21时多，叶群给我打来电话，打得很长，足讲了十多分钟，都是小事。叶群主要谈林豆豆的婚事，又说到毛家湾修小厨房，到大连做衣服等。叶群说他们先到大连，然后回来过国庆，叫家里收拾好卫生。还说在上海做的尼龙外套破了一个洞，让上海空四军管理处处长过全找人织补一下。叶群打电话向来很长，说了很多事。叶群侃侃而谈，与平日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在电话里还笑声不断。我根本没有感觉她有什么慌乱，或者有马上要离开北戴河的意思。
总之，我丝毫没有感觉出叶群的紧张和异常。
我向叶群请示了一些别的事情后，问叶群毛家湾养的那几只乌龟怎么处理。管理员童显华对我说，有几只乌龟养了很长时间了，死了担不起责任，问怎么办。这种事情我不能擅自处理。叶群当时没有答复，过一会儿，叶群第二次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把这些乌龟送到钓鱼台，请江青同志吃。”乌龟是大补之品，叶群细致交代要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最后没有送成，当天半夜毛家湾就被围起来，我失去了自由。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被集中到“亚疗”后，面对面排查，我听说9月12日的这个晚上，在北戴河的叶群“忙”得不行，不停地打电话。叶群放下我的电话，又与邱会作夫人胡敏聊了一个多小时，聊的中心内容是林豆豆的婚事。胡敏则插空聊起出生不久的孙女，叶群说你孙女的名字起得好。
9月12日的晚上我就睡在办公室，我差不多是在零时左右睡觉的，睡觉前毛家湾一切正常，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北戴河那边有什么异样。
“九一三”凌晨毛家湾房顶有沉重的脚步声
林彪专机在9月13日零时32分起飞，我一无所知。
9月12日晚上，我接完叶群的两个电话，又处理了一些杂事。然后我洗了一个澡，又洗了衣服，把衣服晾在院子里。
这时夜已深，我很快睡着了。睡梦中我忽然被屋顶上的又急又重的脚步声惊醒。奇怪，谁敢上毛家湾的房顶?因为外面有层层警卫，而且毛家湾还有施工人员。我不能离开办公室，所以我没有出去查看。说实话，我也没有太当回事，接着又睡了。
以后才得知留守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遵照团长张耀祠的命令，在林彪专机起飞后就布置守卫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上了房顶，占领了毛家湾的制高点。北戴河林彪别墅也不例外，被严密封锁了，警卫瞬间成了看守。
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排名在毛主席之后，由中央领导人中的第六号变成了第二号，中央警卫团负责警卫的部队就由六中队改成二大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副大队长有两个，于仁堂和蒋廷贵。因为北戴河还有中央警卫团的八大队负责外围警卫，所以林彪到北戴河，一般都是姜大队长和于副大队长带小部分官兵随卫，蒋廷贵率大部分部队留守毛家湾。林彪最后一次去北戴河，仍是这样安排。
所以“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我听到房上有重重的脚步声。
大约半小时后，蒋廷贵又接到张耀祠的第二个命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现在在班上的，不准离开。不在班上的，明天就不再上班了。告诉他们在家听候通知。从现在起，不管什么地方送来的文件，秘书只准收，不准拆阅，也不准向外发送文件，机要室的钥匙要他们交出来，由你保管。你现在就去向值班秘书传达，并要求他们坚决执行，派一名干部带一名战士在现场监视。”
天亮了——9月13日的早晨。
我去院子里收昨晚晾的衣服。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在值班室外，不让我出门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钓鱼台又在搞什么事端?我大发脾气，林彪办公室的工作耽误了怎么办?警卫战士仍不放我出门，说这是上边指示。
我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屋里，什么也不让我干。我想不出会出什么事情，做梦也不敢想林彪会出事。
蒋廷贵向我传达张耀祠的指示时，我几乎“傻”在那里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神来，问蒋廷贵：“这是谁说的?谁叫你们这样做的?副统帅的办公室连着全军，一天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处理，耽误了你们能承担得起吗?”
蒋廷贵说：“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请你务必配合执行。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还得留两名同志在这里，希望你配合照办。”
我又问：“这是谁的命令?”
蒋廷贵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
因为张耀祠不仅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也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我一听也就不说什么了。我知道，张耀祠是毛主席身边的人，难道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不得不服从，人家双枪，还上房架了机枪，不让我进办公室，我就进不去。无论如何，晾在院子里的衣服由他们替我收回来。
以后几天，他们不让我出屋，文件也是只收不发。
之后，我就和“林办”所有工作人员一起，被“囚禁”近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