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曾被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善战的元帅，甚至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在中共最高层扮演的角色及其意外死亡，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悬案之一。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垄断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事件)的解释权，将林彪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的出走是“叛国投敌，自取灭亡”。在九一三事件44周年之际，林彪最后一任秘书、九一三事件后遭囚禁四年的于运深的三万字口述史曝光。于运深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中共官方的说法，在许多根本问题上颠覆了官方长期以来的九一三事件定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在蒙古坠机现场
按：这是原林彪秘书于运深的口述，成文后经于运深审校定稿
于运深简介：1937年生于山东蓬莱，1950年参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助理员，1965年1月任林彪办公室秘书。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办学习班”四年，1975年终于结束审查，被分配到四川省广安县武装部任参谋，退休后被安置在北京海淀区某军休所。
林立果也假扮秘书上了庐山
林立果怎么也上了庐山呢?林立果1967年3月到了空军，先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1969年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虽然林立果在空军作战部担任领导，却不在作战部上班，也很少到作战部去。1970年他在空军党办成立了调研小组。这个调研小组的成立，是林彪建议的。
1970年3月，四届人大即将召开，林彪准备在大会上讲话。当时我跟着林彪在苏州，林彪准备让张云生为他在四届人大上的讲话准备条子，我立即打电话给毛家湾，告诉张云生：“首长说，让你和李春生两个秘书和老虎组成一个调查研究小组，这个调研小组由张秘书牵头。研究的题目就是怎样搞好抓革命、促生产。首长强调拉条子前必须搞搞调查研究。要抓紧时间，争取早些搞出一个题目来。”
张云生问：“首长这个指示，主任知道吗?”
我说：“还没有报主任。”
张云生说：“不要报了。我可以和春生一起搞调研，但不要再牵上老虎，他愿意搞什么调研，那是他的事，如果再报主任，那是自找麻烦。如果主任再插手，我怎么应付?如果老虎不听我的，我怎么办?我能领导这只老虎吗?”
我说：“首长叫搞抓革命促生产的调研，总得报主任吧?”
“这个当然可以报，看主任怎么说。”
毛家湾内部人际关系复杂，名义上林彪至高无上，但实际上林彪“大撒手”，林彪的权利都掌握在叶群手里。换句话说，林彪办公室是叶群当家。现在又多了个“老虎”，更难办了。我理解张云生的难处，也理解他想“保持一定距离”的想法。
张云生把林彪的指示打了折扣，他向正在北京的林立果通报了林彪指示，只说林彪让成立调查研究小组，并没有提牵头调研小组。林立果同意各搞各的，并行操作。林立果很快在空军党办成立了调研小组，“九一三”事件后，这个调研小组被中央专案组判定为“小舰队”。
这次庐山开会，林立果以军委办公厅秘书的身份上了庐山，由“东道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安排住房。林立果既不是与会者，也不是会务组的工作人员，他没有权利参加大会和各组的讨论，只在会外活动。所以他在庐山上有点活动，但不多，也有限。
8月27日，林立果跑到林彪住处，当面向我大发了几句议论，意思是全怪“叶老胖”，“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叶群)搞的。她要抢头功，尽是瞎指挥。”随后林立果打电话给在北京毛家湾值班的“林办”秘书张云生，也说了同样一些话。
9月6日，林立果对王维国、陈励耘说：“这次事情坏在几个老总身上。”“主任(叶群)根本没有理解首长(林彪)的意图，开会也讲不清楚。首长很生气，主任只是哭。”“本来首长只是说拉一个满篷风就行了，这次打是打不倒的，结果搞得很被动。”“丘八斗不过秀才，看来这个斗争还长，军队日子难过一些。”
以后，林立果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讲庐山会议时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些话，当时林立果在林彪办公室也说过。只是当时我们都认为是小孩子发几句牢骚，没有当回事。
我没有感觉林彪有什么问题
9月6日上午，九届二中全会的各组开会。11时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会公报。
16时叶群交代我，把简报、文件统统交回，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作抄件存。
17时，林彪主持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陈伯达没有出席。周总理、康生讲了话，毛主席插了话。
晚上，林彪让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看望江青，向江青认错，请江青原谅。江青说：“你们过去听陈伯达的话，不听我的话，上当受骗了吧。犯了错误不要紧，今后听我的话，改正错误就是了。”
叶群让李春生根据录音，整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分别交给本人。当天叶群交代已经很晚了，没有搞完，第二天叶群让李春生把录音带回北京，另复制一套。
9月7日，林彪、叶群坐专机回北戴河，我也跟着他们到了北戴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九江机场送行，他们上了飞机与林彪、叶群合影。
到北戴河后，叶群专门叫我回了一趟北京，复制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讲话的录音带，说首长要听。我从总参二部借来机器，复制了一份。这让我有机会再听一遍林彪的这个讲话，我还是认为林彪这个讲话没有任何问题。
1970年8月底，林彪为叶群写了六个字：“玉不琢，不成器。林彪，书赠叶群，七○、七”明明是在叶群情绪低落时写的，为什么落款时间要提前一个月?是一时笔误，还是故意?不知道林彪是怎么想的，总之林彪叫人把这六个字刻好送给叶群。
这让我想起林彪卧室床头左侧墙上，曾挂过自书条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9月18日，林彪、叶群由北戴河坐专机回北京，我也跟着回了北京。
9月19日晚上，林彪、叶群召见黄永胜、吴法宪。
从庐山上下来，我明显地感觉到林彪的话更少了，也不再听秘书讲文件。虽然我在庐山上身临其境，也看到了毛主席亲笔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但我以为那完全是批陈伯达，林彪没什么事。因为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而且我在林彪身边，确实没有发现林彪有什么反对毛主席的言行。所以我一直比较乐观，我想，到一定时候林彪要说话的。
往常会议文件都是可以带回去的，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却要求所有的文件都退回中央办公厅，还不准传达。叶群让我抄了一份，我还是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依然高枕无忧。
林彪格外关注毛主席对斯诺的讲话
我因为工作忙，水平低，根本没有看出来庐山出了事。虽然知道陈伯达被审查，但根本没有想到牵涉到林彪。庐山会议后期，看不出林彪有什么变化。但我明显感觉到叶群却有很大的变化。叶群不再趾高气扬，说话的语气也亲切多了。庐山会议时，张云生在毛家湾留守，他对我说：叶群外出，每天都要往毛家湾打电话，这次庐山会议，叶群很久才给毛家湾打了一个电话。说二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是号召加强学习，让党的高级干部多懂点马列，主席还叫她多学点哲学。为抓紧学习，叶群让毛家湾赶快收缩，只留一两个人看马列书的就够了，其余帮助工作的人全回原单位。在外面找人的人也撤回来，免得分散精力。
1970年9月28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到中南海去见了毛主席。
10月1日10时，林彪陪同毛主席出席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国庆21周年大会，宣读张春桥等人拟就的讲话稿。
这是林彪最后一个国庆节。他与周恩来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斯诺和夫人是1970年9月应邀来北京的，文化大革命中，外国人在中国几乎绝迹，而斯诺居然能来到北京，还能采访毛主席，这是他当年奔走延安撰写《西行漫记》的功劳。斯诺是第一个向国外报道毛泽东的外国记者，他在延安就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毛主席不急着见他，让林彪先见。
这时林彪刚从庐山下来不久。我感觉他对于毛主席要他见斯诺这件事很为难，一推再推。
在延安时斯诺采访过林彪，并在《西行漫记》中对林彪大加夸赞。李文普在回忆里也说过，林彪表示：“斯诺是熟人，在延安见过。这些外国记者问这问那，有些问题也不好回答。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
林彪一直拖着不见，周恩来安排斯诺夫妇先去参观访问。可斯诺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他对周恩来说，他准备回去了。周恩来再次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决定见斯诺。这样，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了斯诺。
《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被印成了中共中央文件，送到毛家湾。这份文件是我给林彪讲的，我认为很重要，在“讲”文件时作为重点。我把毛主席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专门画出来了，摘要讲给林彪听。“四个伟大”虽不是林彪的创造，但“四个伟大”经林彪1967年5月1日题词后风靡全国。因此这个“讨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会不会是毛主席对林彪的批评。
我们当秘书都知道，林彪对毛主席的批示、讲话、谈话等都非常注意。但这一次不同寻常，我注意到林彪格外注意听。
我给林彪讲完《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林彪要我把这份二三十页的文件留下，他要再看看。这在以前我讲文件时是从来没有过的，林彪一般不留文件，而他专门把《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留下来，可见非常重视。
毛主席回答斯诺提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等问题。斯诺问：“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毛主席点点头说：“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人是真的，第二种人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毛主席对斯诺说，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斯诺说：“毛主席历来是当教员的，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
叶群不让我们知道她给毛主席写检讨
1970年国庆之夜，林彪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叶群借此机会找毛主席谈话，自认为谈得“很好”，回到毛家湾显得很高兴，好像放下了千斤重担。她决定给毛主席写一个检讨报告。
叶群从庐山会议后回到毛家湾，就像膨胀的毛家湾紧急收缩一样，叶群也“收缩”了很多，像变了一个人，见人就笑容满面。这一段叶群在筹备写检讨，完全瞒着我们秘书和工作人员，可能是军委办公厅的人帮助叶群写的检讨。我是“九一三”事件后很久才看到叶群的检讨，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更不知道毛主席对叶群检讨的批示。(上图：于运深的工作证内页。)
叶群从庐山上下来后，要求林彪办公室裁减，不仅遣散了临时工，还把老秘书郭连凯和李文普、还有我挂职军委办公厅。李文普被任命为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郭连凯任命为办公厅秘书处秘书科副科长，我为办公厅秘书处秘书科秘书。“林办”正式秘书表面上只有三人：张云生、张益民和李春生。张益民经常在外面“找人”，剩下的正式秘书只有两个人。叶群说：以后外边谁问，你们就说“林办”秘书只有两个，最多说三个，这样就把人减了一半。名义上我们三人是军委办公厅的干部，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林办”秘书。
后来又调来一个秘书王焕礼，他担任“林办”支部书记。叶群在庐山上“翻了车”，她的“原则”是：不知道“庐山”内幕的人尽量不让知道。王焕礼是庐山会议后调来的，他没有上庐山，叶群当然要瞒着他了。我是上过庐山的，所以我成了给林彪讲文件的秘书。李根清接了我的班，管理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但是所有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包括叶群的检讨都没有经过李根清的手。
4月15日，叶群、吴法宪的第二次检讨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由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印发。
我看到叶群第二次检讨时，“九一三”事件已经尘埃落地，叶群也早已不在人世。但依我的感觉，叶群的检讨深刻得不能再深刻了，无论如何毛主席不能不满意。但毛主席并没有放过叶群，当然也没有放过林彪。
林彪不听秘书“讲文件”了
到1971年，我在林彪办公室已经七年，是老秘书了。
1970年庐山会议后，本来就深居简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绪低落到谷底。林彪西客厅门外的墙边，摆了一台八音盒，有小型旅行箱那么大。林彪的房间从来不摆杂物，只有这台八音盒是例外。叶群说这是康生从抄家物品中选的。每当林彪散步时，内勤就把八音盒上足弦，能放出十几首歌曲，其中有弹拨古曲，叮叮当当的。林彪散步时内勤就给林彪打开八音盒。但庐山会议后，林彪再也没有听过。听内勤说，林彪偶尔吃的零食也不再吃了。
1970年底，叶群把四个秘书调走了三个，郭连凯、张云生走了，稍后张益民也走了。本来我的工作就很忙，现在四个秘书的工作全压在我一人身上。工作量大得几乎不可想象，我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没有注意叶群情绪上有什么变化。只是感觉林彪情绪变化非常明显，本来他就不爱说话，此时更加沉默寡言，而且也不听我们秘书讲文件了。他既很少会客，也不愿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什么，甚至多少天没有一句话。偶尔看场电影，也只让李文普从中外的战斗故事片中选些近战镜头，一部影片只选看一两本拷贝。林彪平时除了出去“转车”，就是独自一人在室内踱步，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蜷缩在沙发里。看来他是更加郁闷了。
这一段时间，林彪口述过几张纸条。例如：开朗、愉快、活泼;转移注意力;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偏食，多换样子;多运动……林彪让保密员李根清把这些句子用毛笔抄成三份，分别贴在叶群、林豆豆、林立果卧室的门后。
1971年新年过后，林彪吩咐保密员李根清：“你写句话挂到叶群卧室。‘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李根清找叶群取条幅，叶群说：“不用写了。告诉首长，我知道了。”难怪“九一三”事件后查抄毛家湾，只发现林彪的两张纸条，原来有些条子并没有落实到纸上。看来叶群没有把林彪的安慰当回事。
林彪认为没错坚持不写检讨
1971年2月12日，林彪请病假，与叶群、林立果坐专机到苏州。
2月19日，毛主席对批陈整风作重要批示：“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2月20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报送学习讨论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批示，并批给周恩来、康生，阅后退中央军委。我注意到毛主席这个批示没有提到林彪。
3月7日，林彪、叶群乘专列离开苏州，第二天到达北戴河。
4月3日，林彪、叶群离开北戴河去大连。叶群坐专机当天到达，林彪坐专列第二天到达。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
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飞回北京。
4月20日，周恩来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及毛主席有关批示送林彪阅，并示意林彪到会并讲话。
4月24日，我给林彪报周恩来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情况报告。其中有：“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要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五一节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毛在这段话旁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林彪听我报周恩来的信和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批示，对周恩来提出的希望出席会议并讲几句话，没有表态。以后林彪解释说：“一个人在捣鬼，还是没捣鬼，自己说了不算数，要别人说了才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少让别人制造紧张空气和给人以话柄。”
有一次李根清给叶群送文件，叶群正在打电话，说：“林彪同志最近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晚上吃两次安眠药还睡不着，……历史上都是站在他一边的，支持他的，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又整他……”这是叶群的心里话。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被集中在“亚疗”面对面排查时，保密员李根清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李根清去给林彪送文件，听见叶群对林彪说：“你看这文件，方向指向你，你把他(指毛主席)捧那么高，现在回过头来整你，你想到了吗?”林彪一声不吭，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很久，林彪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我要休息了，你走吧，我出汗了。”叶群只好很不情愿地出去了。
1970年庐山会议前，林彪就很少批文件了。批的一些文件都是叶群主动，令李根清模仿的。不管该批不该批，只要叶群愿意批就批，大多数是“同意主席批示”。林彪从庐山上下来，他除了听我讲点中央传阅件外，几乎不听任何其它文件了。那时三天两头文件都报不上去，只能压着，一些重要传阅件在叶群那里也压好多天回不来，大多数文件只能原封不动退回去。
李文普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写过一个检讨，这件事我不知道，不知道李文普是怎么知道的。实际上，有一份署名林彪的检讨书是叶群的口授。1971年春天，叶群在毛家湾的院子里边晒太阳，边口授林彪的信，由王焕礼记录。信的大意是：我(林彪)对部队要求不严，脾气不好，今后应该加强对部队的约束，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叶群说是林彪的意思，但到底是不是林彪的意思，并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叶群口授的林彪这封检讨信，没有送给毛主席，被压了下来。这也就是说，林彪从来没有写过检讨信。
林彪在4月中旬接见黄吴李邱时明确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们没错，你们检讨，我不怪你们，也不会生气。但我不会检讨。”
1971年初林彪在苏州哭了
1971年9月13日早晨，周宇驰、于新野劫持的直升机被迫降在北京怀柔渤海所。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副师长胡世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直升机后舱发现一个录音机。当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录音机，不知是什么东西。众人都很好奇，你拍拍我拍拍，录音机响了。
这是林立果偷录的叶群和黄永胜的电话录音。叶群有这样一段话：“……一会儿你上级(林彪)可能会找你。你给我说一两句好话，免得他老欺侮我。所以这个事，他没法怪我。”(叶群哭了一会儿)“我现在心里很乱。在苏州，他(林彪)转氨酶高，我们两人都哭了。他(林彪)哭政治上的，我主要是哭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
这段录音没有时间，但叶群提到在苏州。林彪、叶群是1971年2月到苏州的，这段录音应该是林彪、叶群在苏州被偷录的，因为林立果此时也在苏州。
这段录音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叶群说“我们两人都哭了。他(林彪)哭政治上的……。”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闯过多少枪林弹雨，从来心不惊肉不跳，而什么样的“政治”能让64岁的他流下眼泪?
1971年五一节晚上林彪的迟到
1971年林彪只有两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一次是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出席焰火晚会，另一次是1971年6月3日，陪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1971年5月1日，我在林彪办公室值班。天安门广场白天没有活动，主要是由各大公园组织欢庆活动，林彪没有参加游园，在毛家湾休息。
当晚天安门广场燃放礼花，因为毛主席要出席，所以通知林彪出席。林彪根本不想去。从庐山上下来后，林彪的情绪一直低落，哪里也不想去，原来仅有的踱步和“转车”也几乎没有了，几乎整天就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不与任何人交谈，也不听讲文件。
五一晚上放焰火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林彪仍迟迟不动。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催问，电话是我接的，周总理说：“林副主席出发没有，叫他快来，主席已经出发了。”
我立即向林彪通报总理请他马上到天安门城楼去，林彪没有表态。以往集会都是林彪比毛主席早到，叶群也是这样要求的，而这次林彪还是没有动。
周总理又打来电话，电话还是我接的。周总理再次请林副主席赶快到天安门城楼来，说“主席已经到了”。我立即向林彪通报总理请他马上到天安门城楼去。叶群也在一边催促：“必须去，总理也打电话催了。”
我注意到林彪的表情非常勉强，愁容满面，明显地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站起来了，在内勤帮助下穿上大衣。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周总理两次打电话催促，林彪可能就真的不去了。因为林彪一向尊重周总理，不愿意驳周总理的面子，这才勉强去天安门城楼应付一下。
专车早就备好了，毛家湾到天安门城楼很近，那时路面上车很少，不存在堵车的问题。但毕竟林彪出发时就晚了。李文普陪着林彪去的天安门，据李文普回来说迟到了。
后来那张唯一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林彪低垂着头，蜷缩在一边，这应该是林彪真实心态的流露。而林彪笑容满面和毛主席走过欢迎人群的那张照片，不是这个五一节晚上拍的，林彪在这个五一节的晚上迟到了，而且他也是绝对笑不出来的。
1971年五一节晚上林彪的早退
与平时天安门聚会相比，林彪去得晚，回来得早。
照例是李文普跟着林彪上天安门城楼，我没有跟去，我在林彪办公室看电视实况转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会刚开始，林彪就回来了，我们在电视上没有看到林彪的镜头。感觉不一会儿，林彪就回来了。我们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来来回回连半个小时都不到，首长怎么就转回来了?但想到林彪根本不想去，也就不奇怪了。
当时在现场拍照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回忆说：“……他(林彪)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主席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我们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主席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地，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时间一点点过去，林彪还没有出现。我开始着急起来，会不会林彪走了?想到这我心里惶惶的，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直到这时我还没意识到我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今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
我认为摄影师杜修贤的讲述是基本真实的。当时现场不止一个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人。而且最有力的证据是，如果当时有更好的照片，决不会用杜修贤这张暴露毛主席、林彪不和的照片。以下几个材料也可以印证，1971年5月1日的晚会林彪的早退。
《周恩来年谱》：“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不辞而别”。
《毛泽东传》也有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主席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主席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
时任林彪警卫队中队长的萧奇明说：“5月1日，……林彪只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了一会儿，就给毛主席请假，说‘身体不舒服’，马上就回家了。”
邱会作说：“5月1日夜，毛主席、林彪在黄永胜陪同之下同时登上了天安门。放了一轮烟火之后，林彪指着自己的头向毛主席说：‘我头疼，早点退场。’毛主席回答说：‘好，今天没有什么题目了。’”
5月初，周宇驰对王飞说：中央汇报会上，吴法宪检讨的时候，怕得要命，林副主席保他。主席一宽大，这几天又像没事了。其实越检讨，捆得越紧，越被动。这个问题只有林副主席看透了，林副主席很生气，所以五一节(晚)上天安门，只呆几分钟就走了，弄得像都没有照下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