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人“老英在野”送我一首诗，我说兄弟写得不赖，待我收藏起来慢慢学习。没想到老英在野说，你想吓死我呀？那是李贺的！
额的天，又掉底子了，只好恨恨地“哪天见面再算账”下台阶。
我们那一代，小学才开始就文革，中间三天打渔三十天晒网，到“初中毕业”没见过语文书是个啥模样儿。别说李贺，就是王贺咱也没有读过呀！骆宾王《鹅、鹅、鹅》还是当了“工程师”才知道的哩。如今我们都“爷爷级”了，毛“伟人”毁了我们，我们毁了儿子和孙子。现在去我们初中问学生“你们背了多少古诗啦？”保准点头的没有摇头的多。这就是中国教育现状。难怪有人说我们是传统的丢了，现代的没学来，中华民族成了全世界的“局外人”。
你看看，一个人祸害中国不止一百年！
你可能说，家学缺失还有学校嘛。
这你就不懂了。学校是代替不了家学的，学校更不能给学生们“遗传基因优势”。中央党校蔡霞知道吧？原来她老爸是中共马列主义理论家哟。怪不得人家牛气。胡适和丰子恺虽然自小没了爹，但是他们继承了乃父的好基因。你问问，凡有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发明家，有多少上辈儿是文盲？
所以呀，我们中国，还有朝鲜，落后的不止是一些看得见的，严重的是我们人种在退化！
不信你做个实验，把100个中国农民工的后代和100个犹太人的后代放在一起，让他们接受同样的教育。30年以后看结果。
说种族优劣会有许多人不感冒，可是不感冒不等于不是事实。
可笑的是有些“劣种人”反认为是天底下的“最优品种”。
你承认不承认？就那义和团和红卫兵，在西方绝对发动不起来！
比如打土豪分田地，人家首先想到的是那合法吗？凭啥打人家？凭啥分人家的土地？可是在中国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向西方学习，中国为啥是差等生？因为中国上去就“搂物”，而日本先“明心”。何谓明心？改变思维方式，做到精神脱亚入欧。如果你还不明白我再打个比方：我们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要“鱼”——成果；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要“渔”——取得成果的方法。聪明与傻蛋一比较就知道了。
——老泉饭店为啥门庭若市？老泉用厚道和诚信赚回头客。蓝毛人兽的饭店为啥门可罗雀？因为来一个宰一个。老泉先赚小钱，积少成多变大钱；蓝毛人兽先赚大钱，把人吓跑了，结果连小钱也赚不到。
这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你不是要跟小日本报仇吗？难道报仇不需要成本？你不是要统一台湾吗？难道你急着让台湾同胞和你一样失去自由？
如果人类的生存意义只为报仇，告诉你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缺少敌人。是不是现在就开打呀？
如果“大一统”是人类的最高追求，估计如今全世界已经成美国地盘了。中国的贪官巨贾有钱人向美国移民也就失去了意义。
二
上面本来是写个“小帽”，写着写着煞不住车，只好在顶上添个“一”，让它自成一节了。
今天我要写的是我的忘年交——陈天运老爷子。
陈老爷子今年八十有六，精神头儿不错，每天上、下午都在我们社区旁边的小广场里跟一群不喜欢打麻将的老年人“围大堆”。我周末进城也不贪麻将，就跑去听老人们讲“古典”，这么着我跟陈老爷子认上了老乡——他说他的老家是长陵乡戴庄村的。
老爷子退休前是乡干部，乡干部前是乡供销社会计，再前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了，他是乡柴粮。乡柴粮也是会计。如果再往前推，是解放前，他在躲国民党的壮丁。他家弟兄三人，必须出一个做壮丁。
我问老爷子，我说刚“解放”你做乡柴粮，肯定在“旧社会”读过书。老爷子立马豪气起来：那是！我从七岁到十四，前后读过七年私塾，《大学》《中庸》上、下《论》背得滚瓜烂熟。我当下哀叹，我说大爷你那七年私塾如果交给我，嘿嘿，我写文章可就添彩喽！大爷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都就稀饭喝肚里了。那意思是时间长了都忘掉了。我又问，我说大爷您家肯定是大户人家，不是大户读不起书啊？没想到大爷听了这话立马蔫了：啥子大户？我爹和我哥都是长工，租人家的地种。
大爷说，他家祖上也是大户，只是人丁特别兴旺，一辈一辈地分家，分到他父亲这儿就成了小户，只有四亩地。可是他上头又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四亩地哪里够吃？只好租种本村张寡妇家的地。她家人不兴，又落绝财，土地都往外出租。大爷怕我不明白，特别解释什么是“落绝财”，就是族里近支人死光了，没有人继承遗产，就让族系里靠得最近的一支继承。张寡妇本来就是寡妇，缺少干重活儿的劳动力，而且又“落绝财”，所以土地只有租给别人种。
这儿我要多说几句。陈大爷和张寡妇是难得的两个例子。陈大爷家的穷不是受人剥削才穷，是因为人丁兴旺。如果张寡妇不“剥削”，他家就要饿饭。这儿“剥削”哪里有罪？分明有功嘛。张寡妇呢，她家的富也不是剥削来的，是继承的，因为家道不兴。所以共产党“解放”以后土地改革“一刀切”，不是“把富人剥削的财产再夺回来”，而是地地道道的抢人家！
“那么，佃户和东家如何分配粮食呢？”我问。
大爷说：
“每年春秋两季，打谷场上，粮食扬出来了，上风头和下风头是佃户的，中间一分为二。就是说特别饱的和特别瘪的都归我家，中不溜的两家分，实际上我家占一大半。除此之外，种子、肥料是东家的，完粮交差是东家的。好年景和坏年景都是这样分。如果发生自然灾害不会叫佃户一方承担。”
“噢，比较合理。”我说。
“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勤劳就饿不死。”大爷说。
“可是1958年大家没黑没白地干，1959年死人成堆，还怪不勤劳吗？”
“1958年是勤劳吗？是胡翻球！我家解放前租地15亩，分得粮食好几石，再加上自家四亩也收不少，咋会饿死人！”
“这么说1959怪政策喽？”
“不怪政策怪哪个？！”
……
停顿一会儿，我又问大爷旧社会学费高不高，大爷说：
“啥高？一年四斗粮。我家年收入几石，在乎那几斗？说“旧社会”穷人的孩子读不起书是骗人的瞎话。不过，家里缺劳动力的是真读不上书。”
“噢，您老是家里的老幺，所以让您读书。”我说。
“是这么个的理儿。”大爷咂巴咂巴嘴，继续道，“你不知道，我娘是个会事儿的人，无论‘新社会’‘旧社会’，社会面上的官啊商啊都爱来我家陪我父亲喝酒。官商一般都是开明人，我母亲受影响，所以就让我读书。我母亲还说：‘墙头挡不住，门板挡不住，酒盅筷子能挡住’。啥意思？就是‘解放’前强盗多，我们这一带又是土匪窝，我们庄上东家也遭抢西家也遭抢，唯独我家不遭抢。到了‘解放’后，地方上区长没有地方办公就住在我们家，你想我参加共产党的工作容易不容易？况且那时候有文化的人也不多……”
“区长住在你们家，他们吃饭给钱不？”
“这，哪年月的事啊？不记得了，哈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