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锐的斗争性质掩盖在正常的汇报谈话之中。彭真需要一个在毛泽东这里汇报了《二月提纲》并且得到通过的合法结果。而毛泽东在面对面的谈话中虽然保持了领袖的从容，却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松动。汇报期间，毛泽东还两次问到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容对方躲闪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关键问题。对此，彭真含糊其词地勉强回答：不能算。斗争进行到这一步，毛泽东与彭真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仅仅在面对面的范围内是难以解决任何问题了，毛泽东开始在党内正面展开大规模的行动。本文摘自《极端十年》一书，作者柯云路。
1960年，毛泽东和彭真、周恩来、陈毅一同研究文件（图源：红军旗）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可以视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对这篇文章的出笼过程，我们做了大致的扫描。这是剖析当时党内的政治力量结构所必须的。
本书并非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大事记，那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旨在概括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中那些最有意义的过程、情节和因素，并对之进行历史学、哲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的分析，从而得出尽可能深刻的认识。
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出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真实处境。
毛泽东有没有权力？毫无疑问，毛泽东具有很大的权力。毛泽东的权力是无限的吗？显然不是，毛泽东的权力有着明显的限度。当毛泽东在评《海瑞罢官》一事上如此耐心地捕捉机会、排除阻力、逐层推进时，我们已能看出他当时的政治处境。
此刻，他抓住了一个突破口（也还是刚刚开始突破），突破与反突破的斗争便立刻展开。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深知此时绝不可犹豫。
从1965年底-1966年5月16日这四五个月时间中，在《海瑞罢官》问题上，在彭真问题上，也就是在未来的整个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斗争显得十分地致密。阻力越大，他调动攻击力的决心越大。仅仅在撕破《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上，他就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兵力。
作为中国特别的一年，1966年开始了。1月，我们就看到了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活动。
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在这个会上，胡绳传达了毛泽东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并在传达中有意隐瞒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论断。彭真则在会上提出一个“放”的方针：“扯得越宽越好。”“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这已经显露出彭真对抗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基本策略：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扯离政治问题而纳入学术领域。
康生则在会上摆出了针锋相对的姿态。他指出：毛主席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6月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怀罢官以后即着手写《海瑞罢官》。
尖锐的斗争以面对面的形式在会议桌上展开了。
1月上旬，刘少奇做出偏袒彭真的讲话，他说：“写文章要慎重，要有高水平，要写出高明的东西。这是打笔墨官司，不要辱骂。”
同期，陆定一在中宣部召开会议，同样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向学术化：“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1月9日，彭真在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时，特别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的有关论述。
1月17日，在彭真的部署下，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哲学研究》六个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许立群明确宣布，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由他们直接掌管，稿件、版面都要送审，极力控制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
1月18日，历时二十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高举林彪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旗帜，认为“突出政治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提出来的。”提出“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以毛主席指示为标准。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移。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这无疑为毛泽东正在开展的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提供了必要的舆论与充满实力感的威慑。
紧接着，2月2日-20日，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了《座谈会纪要》。这又是一个色彩极为鲜明的政治举动。林彪与江青的联手合作颇有意味地展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期间所做的力量调配。
斗争进入2月份时，彭真等人的活动更为紧密。
2月3日，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个“五人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64年设立的，由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彭真在这个会议上再次讲明，“已查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他还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不要讲庐山会议。
这采用的依然是将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纳入学术轨道的基本策略。
康生在这个会上自然又扮演了对立面的角色。他依据毛泽东的精神说：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划清界限，不要打击左派，要“依靠左派”及“打击右派”，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
然而，彭真毕竟控制着“五人小组”以及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更多权力，在他的主持及安排下，一个基本体现彭真意图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写成了。这个提纲可以视为彭真对抗毛泽东政治斗争部署之最主要的行为。《二月提纲》表面上接受毛泽东指示，实际上却尽可能地把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温和化、学术化。这是彭真利用党内合法的权力及程序进行政治操作的一个范本。
2月5日，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这个提纲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刘少奇明确表示，对这个提纲没什么意见了，并同意彭真向毛泽东汇报这个《二月提纲》。
2月8日，彭真等人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这是一个看来十分正常的程序。在汇报过程中，彭真讲述了《二月题纲》的内容，但并没有照读《二月提纲》的原文。毛泽东对此做出了严正的指示，他再一次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面对面的斗争。尖锐的斗争性质掩盖在正常的汇报谈话之中。彭真需要一个在毛泽东这里汇报了《二月提纲》并且得到通过的合法结果。而毛泽东在面对面的谈话中虽然保持了领袖的从容，却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松动。汇报期间，毛泽东还两次问到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容对方躲闪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关键问题。对此，彭真含糊其词地勉强回答：不能算。
也许，毛泽东并不一定需要彭真的任何回答，他所需要的是自己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彭真同意不同意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不影响毛泽东在往下的斗争中摧毁对立政治势力的决心和行动。毛泽东对彭真指出：“要保护左派，不要打击左派。”又指出，“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不管毛泽东做了什么样的口头指示，彭真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他已经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过了《二月提纲》。他随即将《二月提纲》略加修改予以定稿，并加上一个中央批示，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全党，让各级党组织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是一份充分表明彭真策略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放”，提出“先立后破”，提出防止“左派学阀”，提出“纯学术讨论”，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等，无疑是一个抵制毛泽东政治思想革命的举措。
斗争进行到这一步，毛泽东与彭真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仅仅在面对面的范围内是难以解决任何问题了，毛泽东开始在党内正面展开大规模的行动。
3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时，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这是对彭真、陆定一等人控制的中宣部及有关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提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所谓“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更是含义十分明确，因为农村工作部是1962年被解散的部门。
3月28日-30日，毛泽东又多次找康生、江青谈话，批判《二月提纲》混淆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他说：“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这是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正面行动相配合的又一侧翼行动。他开始更为认真地组织像康生、江青这样的左派，并且通过他们在全国上下组织左派队伍。在这里，他无疑已经超越了党的按部就班的、合法的组织程序。
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合法的。这是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一个毫不迟疑的原则。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战略部署，可以看到，他始终贯彻了这个政治行动原则。
与此同时，林彪与江青联手的行动继续在中国意识形态上空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
3月20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了江青组织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且论述：“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在2月3日-4月5日长达两个月的时间中，《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突出政治的社论。这是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密切配合毛泽东政治斗争的部署。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经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一个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改定的《纪要》。《纪要》发出了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号令。《纪要》中以非常严重的口气指出，自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林彪、江青的联手政治行为对于毛泽东与彭真集团及彭真集团后面整个党内反对派的斗争是特别有力的配合。它可以视为对彭真集团另一条战线的打击。
毛泽东推进了党内正面斗争的步骤。4月9日一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康生传达毛泽东指示，在彭真做了“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的表态之后，康生、陈伯达等人批判了彭真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政治路线上的一系列问题。会议最后决定，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决定呈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这个在毛泽东指示下由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其实不过是完全照办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那样的政治格局中，在经过了毛泽东一系列思想政治的部署之后，党内已经很难有谁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条件已进一步成熟了，对党的领导集团的思想已经有了足够的预热了，便于4月16日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个会上全面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这是一个基本定性的批判，并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彭真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此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尖锐指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政治打击集中在彭真及相关的一些人身上。整个党的领导层在一段时间内也并没有超越这个斗争范围，看到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斗争。
当彭真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触怒毛泽东时，党的上层相当一些人把彭真的错误归结为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而对于毛泽东之所以要搞掉彭真的更广阔的政治路线的含义，许多人缺乏自觉的意识。正因为如此，在4月9日-12日批判彭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做出的平和的又不失原则的总结是，“彭真的错误是反对毛主席的错误。”
4月18日，《解放军报》不失时机地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4月21日，毛泽东又批发了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出要北京市委揭发彭真的罪行。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推进，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问题。而《解放军报》则同时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失时机地指出：当前一小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我们的进攻具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新特点，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5月7日，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发表。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批判的锋芒直指《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及其后台北京市委。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又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全国各报立即予以转载。
5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解除了彭真等人的权力，任命李雪峰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这一系列舆论的以及政治的行为，不过是对5月4日开始一直进行中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斗争的注释。这个直到5月26日才结束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解决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被定成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被定成修正主义分子。
这是毛泽东从《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开始，真正取得的第一个有实质政治内容的胜利。
到这一步，《海瑞罢官》是否与彭德怀有联系，已然不重要了。当《海瑞罢官》的支持者彭真等人在党内被作为资产阶级分子定性、打倒之后，政治斗争的战线已经极大地纵深推进了。这是毛泽东对对立势力的一个摧毁性打击。
当然，中央的领导上层并没有更多的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对彭、罗、陆、杨予以打倒的政治表决中，党内的高层人物大概没有人敢于不举手通过。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毛泽东纯熟的政治、军事斗争艺术，向来是各个击破的。今天全体通过了打倒彭、罗、陆、杨的决定，这个决定就为往下的行动提供了出发点。
因为，正是在对彭、罗、陆、杨的处理过程中，形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正式展开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