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邪恶主义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它们就是这样篡改着历史，上述的还只是其冰山之一角，但历史的谎言掩盖不住现实的差距。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充分认清共产主义的邪恶，尽早摆脱其桎梏，重新回到正常人的轨道上来！

彭真，文革前中共中央第六号人物、北京市市长兼第一书记、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曾说过，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喊毛泽东万岁的人。尽管如此，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彭真却因为成了绊脚石，最早被打倒。事情要追溯到1965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

朝鲜战争到底是怎样爆发的，中国究竟为什么非要出兵不可，几十年来这始终是一个困扰着各国学者，甚至困扰着当政者的一个极大的谜团。包括主要当事国中国和苏联当年的大多数领导人，多半也是不甚了了。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爆发的，仅仅过了十年之后，即到了1960年6月的时候，即使是在这个问题...

（右）是1957年毛发动反右的头号刽子手，至死不认错。彭真（左）则在北京按比例大抓右派。文革后邓彭复出合影。世人往往都把五七年那场反右浩劫算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帐上，却不知反右浩劫的两个帮凶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分别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政法书记、中共...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政府“再包庇坏人，政府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彭帅针对张高丽的一篇怨而不怒的奇文，闹得越来越大，竟然惊动美国、法国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高级专员；记忆中，这还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首次过问某一特定中国女性的人身权利是否遭到侵犯。我由是想起30多年前的一件旧事：1987年，有个从北京来的哥们告诉我这样一个内幕消息：人大常委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有幸”在党校学习时，又一次聆听彭真讲话“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法制建设”。讲到五七年反右，他也是坚持“必要的”、“正确的”这样的谬论，甚至比邓小平还多加一个形容词“及时的”。笔者望着他佝偻的身影，发现他已无当年搞“阳谋”时的那份趾高气扬。邓、彭万万想不到事隔十年，文革开始，毛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也成了毛泽东的刀下鬼。可悲他们牢牢抱住毛泽东这座瘟神至死不放手，历史是多么无情啊！

1956年6月，苏联舰队访问中国，戴煌到上海采访，看到毛泽东等“首长”用餐的排场，他大吃一惊：“有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令人目不暇接。”一个月后，戴煌回到阔别多年的苏北老家——阜宁县沟墩镇。他心想，不是到处在唱“毛主席是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吗？为什么我的家乡照了这么些年，还这么穷，这么苦？

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邓小平对中共党内的老革命、老干部一样心狠手辣，无情无义。将沙文汉、潘复生、欧百川、王汉、杨思一、陈沂、丁玲、江丰、冯雪峰、艾青、秦兆阳这些省部级高干定为右派份子，都是经过邓小平批准，毛泽东点头的。陈沂被打成右派后，陈毅听闻，感到惊奇和激愤，给总政主任谭政大将打电话。谭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啪一声搁下电话。陈毅说“好家伙，人家是那样一位重要的领导，我是元帅也奈他何！”原来陈沂的右派也是邓小平批准的，谭政才敢顶撞陈毅。

即便马连良把身价降到这样的位置了，文革中还是没能逃过一劫。那个多次为他说话的彭真，运动刚开始不久就被打倒，斗得焦头烂额，何遑他顾。失去了保护伞的马连良，被抄家，被批斗，很快就吓成了惊弓之鸟，在接二连三的惊吓中，终因心脏病突发，不治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