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那次会上刘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被当做“赫鲁晓夫”批判打倒，而毛则认为，刘少奇也算是“赫鲁晓夫”！

在党内权力斗争中，那些一线人物和毛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他永远是早早就挖好坑，诱着你一步步往里跳。一线人物还要管理国计民生杂事一堆，毛却是两耳不闻民生事，一心只虑保权经。在毛心目中，怎么会容得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且真理也有阶级性，一个判断，由于下判断的人属于无产阶级阵营，这个判断就是真理。而且因为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根本无客观标准，全凭当权者意志决定，所以指鹿为马也可以是真理，只要赵高属于无产阶级。

五十年前的1965年15人在北京饭店吃这样一桌菜要花多少钱？1967年9月“北京饭店把八一八斗批改联络站”在大字报中给出了答案。文中还说，里面最贵的是一列谭家菜的“烤鱼翅”，要150元。

“这个通知的重要性还在于，在中央决策的组织形式上，毛更借助于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他一个人挑战、推翻了整个中央决定的历史转折。《五一六通知》标志著毛正式凌驾于‘中央’之上，开始了他一个人说了算——他的话才是‘最高指示’的新阶段。”

1980年9月8日，彭真（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彭真说，起诉书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邓小平说：“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之音近期访问了直接参与这场历史性变革的资深改革派人士鲍彤等人。鲍彤先回忆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中共领导人突破毛泽东路线的果敢作为和历史贡献，其中包括已故中共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时阐述了他对改革开放深层意义的认知和感想。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旋律时，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旋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建政前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明确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1966年文革初起时，我曾请教张国焘，他常用最简单几个字，答复我的问题。例如，问：毛泽东如何？答：润之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问：林彪如何？答：他不是这种料子，不会久的。问：周恩来如何？答：恩来善泳，他自称弄潮儿；凡是善泳者，有时难保不会失足的。”

据胡耀邦之子胡德华：“1971年‘九一三’之后，周恩来请示毛主席解放一些干部，毛主席有心结，要求被解放的干部一定要写检查，而且最后一定要有类似永不许翻案，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词句。”小平就是按照这个“规定动作”写了检查才得以复出的。

文革开始知青大面积下乡到俺们那嘎达的时候，起先只能安排他们住在绝户房，就是3年大饥荒全家都没有活过来的人家的房子，本来知情们是不知道的，后来不知道是被哪位老乡给说漏了嘴了，女知青当时就吓得尿了裤子。其实这不是个别现象，没有办法，后来各个村都把这些绝户房拆了，还是用这些绝户房的料，找个相对开阔一点儿的房基地，建成一个集中的大一些的院落，叫做“知青点儿”。

江泽民再一次与薄一波做了交易。薄答应向乔石施压，要乔石退休﹔江则抱歉说自己对薄的儿子薄熙来“关照”得还远远不够。1997年4月26日，彭真去世。江泽民认为彭真是乔石的最大政治靠山。不好对付的彭真一走，江泽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忌恨乔石 这时被江...

中国大陆杂志《炎黄春秋》原副主编刘家驹曾撰文《〈雪白血红〉蒙难记》记载了这本书从撰写到作者被抓的历史。此书有一些实事求是的描写，如共军并非伟大、光荣、正确。如359旅把他们在延安南泥湾种的鸦片，带到东北做军费开支等。刘家驹披露让写书的是共军总政，抓人的...

喜新厌旧，始乱终弃是毛泽东性格中很突出的一条，没有一个朋友他能相处得长，当他的朋友是一件很倒霉的事，因为他最终会将这些朋友一一搞掉，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林彪全都没有好下场，真正有始有终的也就是一个康生、一个柯庆施（死得早）、半个周恩来。文革中，彭真首先被毛泽东清洗，他心中无限不服气，委曲鸣冤说自己是当年在延安第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此事并没有其它人证，也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场合，估计不会有假。但毛泽东毫不为动。

毛泽东心目中的“文化革命”，具有较多的政治清洗色彩或较多的高层权力斗争色彩。思想文化问题只是它的切入口，而政治领导权问题才是它的核心所在。而林彪的讲话应该说摸到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意，即要解决中共高层内的领导权问题，要搞掉中央“一线”上的刘少奇等人。

从一次小型宴会看彭真的狼子野心：五十年前的1965年15人在北京饭店吃这样一桌菜要花多少钱？1967年9月“北京饭店把八一八斗批改联络站”在大字报中给出了答案。文中还说，里面最贵的是一列谭家菜的“烤鱼翅”，要150元。

1945年，美军航拍下的天安门和长安街一带。可以看到天安门、故宫等建筑群，右下角的建筑为长安左门。 北京，古今名城，多朝帝都，城市历史几可追溯至3000年前。秦汉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重镇，自春秋战国时期被燕国立为国都始，先后称蓟城、燕都、燕京、大都...

毛泽东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颗射向彭德怀的重型炮弹即将发射之时，于1965年9月接见彭德怀并安排他到西南三线，并非人们常说的“国有危难，便要重用彭德怀”，并非让彭德怀在三线搞出点“名堂”，将来可以带兵打仗，而是毛泽东精心设置的一个圈套，或者说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这样做既可以方便自己在北京动手，又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还可以为以后监视、囚禁、批判彭德怀埋下伏笔。

王瀑声等人秉承邓小平、彭真的旨意，先将“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大帽子扣在邱会作等人的头上，以所谓邱与林彪关系“密切”就属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当总后勤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林彪安排的，这就是证据！”

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英若诚检举了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哥哥，致使哥哥被捕。他没想到的是，哥哥竟然被枪毙了。这么多年，越到晚年，他就越被这件事所折磨，无法释怀。英若诚专门监视与他交往的外国友人。白天他与外国友人把酒言欢之后，晚上他会和妻子写出一份长长的报告交给安全部门。上世纪50年代，因为他的报告，一对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美国夫妇被捕，受了四年的牢狱之灾。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习仲勋和彭真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