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爱好摄影和看电影。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进口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页）。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摆拍，专门让特级裁缝做了一身模仿“大寨农民”的衣服，还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北京市副市长、研究明史的红色学者吴晗对毛赤胆忠心，本来是奉了毛的旨意写海瑞剧本的，毛对他却如撒完了尿就把夜壶摔了，一毫情面也不给。妖妇江青自1962年就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到了1965年11月10日，终于甩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棒。在甩出大棒之前，毛特意玩了一出猫戏耗子的恶作剧。

崔月犂突然被送回秦城监狱，这给他的精神以巨大打击。高压、恐怖、黑暗、无望的险恶环境，让他的大脑一下子受不了了，崔月犂疯了。一天下午5点钟左右，夕阳西下，影色惨淡，崔月犁非常伤感。回到屋里，他觉得脑袋很轻，天空中传来各种声音，昼夜讲话，他也跟他们讲。“我开始神经错乱，烦燥，站不住，夜里听到虚无的讲话声就害怕，有时会看到人被大卸八块，恐怖得要命。”“我真的疯了。他们请安定医院的大夫给我看病。

1956年6月，苏联舰队访问中国，他到上海采访，看到毛泽东等“首长”用餐的排场之堂皇，让他大吃一惊。“有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令人目不暇接。”他心想，不是到处在唱“毛主席是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吗？为什么我的家乡照了这么多年，还这么穷，这么苦？

从彭帅想到当年彭真以及性特权

三人已划清阵线－－康生认为吴晗事件属于阶级斗争，想发动批斗吴晗及其同伙的运动。彭真和陆定一则认为大家对此戏的各种意见，应该看作学术辩论。几分钟的寂静后，毛决定散会。彭真说：“是不是写一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知道大难要临头了。毛设下圈套，他不看便表示他不赞成。但彭真不了解毛。彭真和陆定一正一步步涉入险境之中，这个“中央批语”一发全党，就完了。

历史就是这么诡吊，15年后，彭真就在他的市长任内，被毛泽东打倒在地。没有起诉，不容辩护，不需庭审，他就被捆绑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阴谋集团"的首犯。这真是绝妙的反讽。15年前，他先用"社会主义法制"滥杀了成千的反革命，15年后，他参与奠基的"社会主义法制"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这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种秋收，各得其所。

50年前的196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红5月。之前的1962年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阶级斗争的调门越来越高，从1965年底的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春天批判三家村，人们在注视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以至于感觉到连天气都格外...

1943年6月30日康生对各种可疑份子态度特殊。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特区里真正的日特、国特和其他的特务，只要尊重康生，那就不会碰到什么危险。形形色色的可疑份子，受中共领导官员信任和保护的该有多少啊！可是，刑官的情报局所宠爱的人中，就没有忠诚的共产党员。党、政...

胡耀邦在生活会上遭围攻之后患上心脏病。（网络图片）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初，全国一百多所大学和无数中学的近百万学生，在全国十七个大中城市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排山倒海，震动全国，震动中南海。中共...

曾是胡耀邦助手的阮铭在1994年发表的《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则提到：“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而这正是周为人究竟如何的明证。至于他保护的那些人，也是毛所要保护的，并非周有什么善心。

在党内权力斗争中，他和那些一线人物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他永远是早早就挖好坑，诱着你一步步往里跳。一线人物还要管理国计民生杂事一堆，毛却是两耳不闻民生事，一心只虑保权经。彭真以为他明白了毛如何搞文革的问题，所以他立即向上海打招呼，说“二月提纲”常委讨论过了，毛主席同意了，今后不要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联系庐山会议。但是彭真吃亏在于他在明处，毛在暗处。他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在1965年初亲自安排的。这件事的执行人是他最信任的江青。

梁思成被批判的四大问题主要有：一是1966年4月在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二是曾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三是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四是反对毛的城市建设指示。今天看来，这样的罪名真是可笑至极。

从1949年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毛泽东对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是十分重视的，始终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别人不得干涉。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要“彻底砸烂公、检、法”，特别是他亲自领导、关怀有加的公安机关，有五大原因。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扫除的最大障碍是以刘邓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精明老到的毛深知刘邓身边有一大批人掌握着许多部门的实权，一开始便对刘邓下手风险太大，所以毛先剪除刘邓的羽翼，使刘邓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然后再对刘邓下手。所以“文革”一开始毛就把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作为首先打倒的中央级老干。

如果说这么些年，通过真相的被还原，很多国人对毛泽东的真面目多少有了些了解，那么对于地位仅次于毛的周恩来的真面目，则仍受中共的宣传所迷惑，认为周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保护了不少人。然而，真实的周恩来绝非如此，实际上为了自保，他可以出卖任何人，无...

逐个地捉拿彭罗陆杨，正显示倒罗瑞卿是毛泽东缜密部署、从容操作的一步，而林彪还不可能想到倒罗瑞卿会发展成揪斗彭罗陆杨一个集团、进而揪斗一大批“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与阴谋家”，而且与自己日后蹿升到副统帅竟是息息相关。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著名建筑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思成大吃一惊，他表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应该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政治文化中心。毛泽东最后拍板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为了拆除古建筑而哭泣的梁思成遂遭到了批判。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下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这样一来，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彭真已经注定要下台了。由此毛泽东重新夺回了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控制权，在与刘少奇的较量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30年前，在中共“八老”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操控下，中共军队开着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了刚刚兴起的中国民主运动，至少数千无辜学生和北京市民在“六四”血腥镇压中丧生。其后，这些中共权贵的后代迅速发家，到如今富可敌国。有美国媒体追踪了“八老”后代的财富状况，发现他们瓜分把持了总资产至少1.6万亿美元的国有企业，并在“拥抱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聚敛了巨额私人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