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学潮来临了，袁木敏锐地发现机会。于是，在李鹏的支持下，袁木义无反顾地充当李鹏的代言人，“代表政府”与学生对话去了。对话结束后，当天晚上，袁木打电话，李鹏给予了充份肯定。田纪云在见到袁木的时候说，“老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调侃之余带着一丝嘲讽。
2002年4月3日，中国和日本庆祝两国双边关系正常化30周年，李鹏在东京出席招待会（图源：VCG）
袁木此人，原系新华社记者，以能说会道著称。文化大革命中，因善于查言观色而受宠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1983年，差点因文革污点而打成“三种人”，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党的组织生活会上，痛陈自己失足，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最后，还是李先念说话（袁参加了《李先念文选》的编辑），才过了一关。1984年到1987年，借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但一直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领工资，因为不受重用，总是唉声叹气，感慨自己官运不济。1988年，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袁木终于瞅准了这一机会，说动了李鹏，由他充当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这个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在中南海也没有人知，既无固定办公场所，也无机构级别，连袁木本人和打字员在内一共只有五人。袁木出差到外地，有关省政府办公厅常常打电话给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是部级吗？”常常使接电话人员无从回答，因为国务院副部长名册从来没有袁木的名字。正是这么一点家底，这么一个人，却靠得宠于李鹏，而于1988年下半年，又从李鹏那里争得了“国务院研究室”这块牌子。尽管有了两块牌子，但是总共不足二十人，仍然没有解决袁木的职务和机构级别问题。这个时刻，1989年的学潮来临了。袁木作为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又一次敏锐地发现了投机的机会。于是，在李鹏的支持下，袁木义无反顾地充当李鹏的代言人，“代表政府”与学生对话去了。
29日上午，李鹏召集袁木、何东昌开会，听取袁木、何东昌关于对话的准备，李鹏说：石话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声望，一定要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小平、先念等老同志非常关注这次对话。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袁木、何东昌分别汇报了准备对话的有关内容，李鹏对一些具体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李鹏说，“老袁，请你捎话给对话的学生并转告北京高校的广大同学，《四二六社论》中讲到的关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问题，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并不是针对广大同学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充份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李鹏的谈话给袁木、何东昌鼓了劲。
下午，李鹏与胡启立、田纪云等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总工会庆祝“五一”大会。而袁木、何东昌则于下午二时三十分，在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的安排下，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一道，与北京十六所高校的四十五名青年学生进行座谈对话。对话刚开始，一些学生就对代表权问题提出质疑。中国政法大学学生项小吉声明：“对话是在国务院与首都全体高校的学生代表之间进行，而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从所到学校看，只有十六所，从所到的同学看，并没有经过普选产生，所以说，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所以今天只是一个接触会议，而不是广大学生所要求的对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学生席间退场。
在答覆“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时，袁木说：“我还是认为我们党就总体或者它的大多数来说，党的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但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于是，同学们这次游行的时候，也就打着羞辱共产党的口号，这个是基本前提，如果它已经彻底腐败了，从内部完全腐化了，已经变了质了，不要说同学们不拥护，我也不拥护。”事实上，当初中共高层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都已对党风不正开始咬牙切齿了，而袁的讲话仍然掩盖了本质。
面对“中央如何过紧日子”的提问时，袁木说，“往年中央、国务院常常要到北戴河去办公。”“要增加一笔财政开支。”“今年考虑到这个不大行，因为这和要求制订政策过紧日子的要求不大协调，已经正式宣布不去了，从此我想也不会再去了，并己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再进口豪华汽车。”这又是一个蒙骗。不到两年，北戴河办公之风比原来更盛，所花开支更大。进口物资方面，己不仅仅是小汽车的问题了。在中南海，姚依林的秘书马祖彭就讥讽袁木，“包票打得太早了。”共产党真的言而无信。
在回答“新闻要讲真话”时，袁木公开撒谎：“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国家现在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如果感觉到某项报导、某篇文章、某个社论没有把握，他可能送到有关的领导部门去，要求帮助看一看，这种情况是有的。”殊不知，三天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恰恰因为坚持总编辑负责制的原则，被江泽民停了职，报纸也遭到整肃。正是不知羞耻。
袁木在回答关于“四·二六”社论中将北京的学生游行与西安、长沙的打砸抢混为一谈的问题时，态度强硬地说，“我倒觉得北京高校里头一些在背后策划的人，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一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袁木借用“一个老红卫兵的名义”说，“现在的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段话，在当初就激起高校师生的强烈不满，认为袁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关于闹学潮的问题，袁木摆谱说，“我们也从年轻人过来，我没有意思在同学们面前摆什么资格，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大学里面也闹过学潮，那不过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此话引起包括很多大学校长的反感，更不要说血气方刚的学生了。
袁立本在回答学生提出的“我们是爱国行动而决不是动乱时”说：“但是同学们也要想一想，特别是有的长胡子的人，我说是老一点的人，是不是真转过来了呢？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此话一出，学生都认为这是污辱，因为学生运动是自发的运动，并不受袁立本所说的长胡子的人操纵。
对于“学生游行为什么要用人民解放军进行阻挡”的问题时，袁立本回答：“我们北京市的公安力量并不多，所以只起个阻挡作用。但同学们也可以深思一下，最后我们没有阻挡成功，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学生。”这里袁立本避而不谈实质性的解放军问题，而是转移谈话内容，当即就有学生说他“滑头”。
关于“因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问题，袁木这样回答：“耀邦同志八七年辞职的事情，当时耀邦同志自己对他在那段工作中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并且感到在当时他已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主动提出了辞职申请，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后来又经过十二届七中全会批准。我觉得这件事是党内的正常生活，不能反映说党内的生活不正常。”在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胡耀邦是因非正常下台的情况下，袁木的说法更显得欲盖弥彰。
此外，这次谈话回避了很多实质性问题，如学生要求放映新华门的录像带，以证明武警有没有打人，“四·二二”有很多官员从大会堂出来观看，却无一人与学生代表对话，为什么要将“动乱”这顶帽子扣在作为这次活动主体的全体大学生身上？为什么不能公布胡耀邦下台的真相？
对话结束后，当天晚上，袁木打电话，李鹏给予了充份肯定，说袁木的对话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非常好。第二天，李鹏还专门对罗干和李世忠（注：系李鹏的大秘书，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说，“老袁的对话很好地体现了国务院的意图。”李先念对姚依林说，“袁木不简单啊。”田纪云在见到袁木的时候说，“老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调侃之余带着一丝嘲讽。不久，袁木的名字传遍中国大地，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而在中南海，更多的人对袁木敬而远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