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种信息判断，尽管尸检结果尚未公布，雷洋案和过去绝大部分类型化案件一样，很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
我从事媒体行业十五年来，参与报道过的黄静案、高莺莺案、戴海静案、杨代莉案、钱云会案、袁利亚案、李启铭案到佘祥林案乃至潘余钧案、海伍德案等命案，几乎没有哪一个案件到最后有能够被朝野各方所公认的令人信服的真相。成为经典范例的孙志刚案，其实也只是一部分真相。
雷洋案，我相信也不会有例外。
贺卫方师今日仿杜牧之的《江南春》写了一首打油诗，对这种状况有生动而沉重的描绘，获贺师授权后转来此地：
莺莺云会夏俊峰
尼尔开来吊小青
回首四千八百案
多少真相雾霾中
吾友温克坚对此也有一段经典评论，从学理角度做了精确的剖析，获授权后，也转来与各位分享：
普遍的怨恨和不满，塑造了一个带电的社会情绪，任何议题都可能快速发酵。利益相关群体提供了行动意愿，官僚体系的僵化往往促成议题升级，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舆论和社会动员。一轮轮冲击波未必带来可见结果，社会变革的轨迹往往是漫长的突变。
所以，本篇无意谈雷洋案的事实与法律问题，还是从我的老本行出发，梳理与臧否下视野所及众家媒体在该案中的表现。
先说评论：
雷洋案伊始，三家央媒刊发了三篇评论，依次是光明网的《人大硕士死亡官方回应含糊，需要逻辑完整的答案》；人民日报的《只有事实真相才是定海神针——评男子涉嫌被抓身亡》；新华社的《权威发布不能落在舆情后面》。
这三篇评论尤其是最后一篇赢得一片喝彩，也被小心翼翼报道此事的部分地方媒体拿来作为合法性上的依恃。
这种罕见的敲打帝都警方的评论得以出台，我认为主要是央媒在话语权市场上的积极竞争态势所致（所谓占领两个舆论场的攻势），也有平台个人元素努力的缘故（如新华社的丁永勋兄是我所尊敬的评论人，几乎历次大事件都有发声），但这些评论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成为媒体争相对表的口径，更难成为事件最终走向的判断依据。
举一例即可明白。去年此时的庆安案，新华社、中国日报和环球时报都曾发出过相当锐利的评论，但该案随后即急转直下，与此前所谓官媒口径判若两人。
总之，这些评论未必是反右模式中的钓鱼与引蛇出洞，但过多与过高解读为风向标意义，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央媒之外，澎湃11日发了篇社论《雷洋是怎么死的》，似在仿效民国报人短小精悍的文风，惜有硬伤。南都11日和12日连续刊发两篇社论《雷洋事件：让过程可见，让证据说话》、《雷洋案关乎公共安全，非正常死亡调查才是关键》。前一篇以人民日报评论为加持，后一篇重弹程序正义老调，词锋内敛，审慎有余。
总体看来，这三篇都在沿袭十五年来市场化媒体念兹在兹无日敢忘的启蒙话语，与其说是代表平台立场的社论，不如说是努力不缺席的惯性，在覆盖面与影响力上乏善可陈。
视野所及，所有评论里，财新网的《雷洋之死撞翻了人心中侥幸的天平》，FT中文网的《雷洋事件能否成为法治国家之始》成为优劣的两极。
后者应该是FT中文网截止目前为止刊发过的最失判断力的评论，既无事实与逻辑基础，也无丝毫现实感，一厢情愿之凭空推演，恍如梦呓。
前文作者是台湾籍青年媒体人徐和谦。如同他的名字，就职财新的和谦是个谦逊温和的人，经历了在台湾山呼海啸般的洪仲丘事件的他，很少对大陆层出不穷的各种新闻大惊小怪。但雷洋案刺中了这位力图中正平和的媒体人，他自感“比此前在京的任何一夜都更期待天明”，在这篇文章中尽量克制自己的悲伤与愤怒：
每一桩公共命案的背后，所兑换到的关注度其实并不平等。屏幕背后的眼睛们一边读着新闻，一边总会在心里拿着镊子，在命运的天平上调整筹码，自觉或不自觉地测算自己和不幸的潜在距离。
接着说常规报道：
一开始是财新、新京报和腾讯等各种动态消息陆续出来，这些和禁令抢跑的报道，在这类案件上的报道优势是，能够让议题尽快推进到公共视野快速升温，障碍是，始终无法突破到核心信息源。
在这方面，还得靠被赋予了“立场换信息”功能的官媒。
就像和当地警方保持着最密切合作关系的大部分地方电视台一样，北京电视台沿袭此前与警队亲密合作的站位，直接播出了办案机关对洗脚房女当事人的讯问录像。这段影像的主要功能是试图坐实“雷洋嫖娼”这个在公共传播上的制高点。
比北京台高明的是央视社会新闻部，遣和警队关系良好的资深法治记者吴闯出马，专访了抓嫖事件现场指挥、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这段被剪辑成6分12秒的新闻在新闻频道播出，试图还原现场几个关键节点。
人民日报官博随即也公布了一段长达22分24秒的视频。这段视频采访的同样是邢永瑞，提问准确，逻辑严谨，回合感颇强，焦点集中在现场还原与事实叙述上。
人日自称这是独家视频与采访，但话筒台标是CCTV，出镜记者还是吴闯。从像素和机位分析，没猜错的话，我估计这是人日在场记者王昊男或其搭档用手机在一旁拍摄的。
相较央视新闻，人日这段视频的好处是基本未剪辑（重大案件的核心信息源视频其实最怕剪辑，越原始越好，去年此时的庆安案同理），拍摄对象在内容选取、语言组织与可信度三个方面可供观众甄别之处甚多。
被播出时段、播出时长以及审查机制所桎梏的电视媒体，在新媒体面前完全处于下风，乃至每每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是又一明证。
另外一点感受是，考虑到功能和身份，人日这类媒体此前很少直接介入雷洋案这种突发性社会新闻，最多发一下评论文章。这次直接派遣记者到现场采访，多终端发稿之外，还非常聪明地“揩油”拍摄视频，甚为罕见。
以后，也许这种末梢干预会多起来，就像胡锡进老师在过去十五年中成功地把专注外宣与国际新闻的《环球时报》打造成兼顾国内事务的文宣平台一样。
必须说到另外一则被普遍忽略掉的视频——新京报和腾讯联合采访到的一位目击证人。
这是位重要的证人，他是现场目击者，还是报警者，也是被警方做过询问笔录的证人，非常巧合的是，他还是新华社视频新闻的记者。
这位证人的表述完整，相当自信，每句话指向都力图准确，特别是报警时间和他进入现场的时间都能精确到分钟（前者很好解释，看通话记录即知，后者甚为罕见）。遗憾的是，这几位采访记者准备不足，提问粗疏，甄别能力欠缺，让人屡屡有出戏感。
当下一个很尴尬的现实是，无论是传统的电视媒体还是各种直播风起云涌的新媒体，口条好，脑子快，基本功扎实，现场操控能力强，还能适当照顾拍摄对象感受、引导观众情绪的出镜记者，极少见。至于有扎实专业背景、带有强烈个性化风格、已经形成相当公信力的标签式出镜记者，更是凤毛麟角。
最后要重点说下凤凰网的报道。
如前所述，雷洋案真相当在预料之中，结局也不难猜度。倒是校友会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雷洋案中最为特殊之处，也是我最为关注的地方。
在雷洋案中，以校友会和微信群为纽带，横跨七零、八零和九零这三个代际的世代概念，史无前例的浮出水面。
雷洋本人是人大2005级本科生，但这次率先发声的是1988级人大校友会，1989级和1990级次序跟上，这三封公开信诉求目标一致，文本也渐趋精致。几天后，1977级和1978级突然以实名联署的方式横空出世，此后，1979级、1984级、1986级、1992级联署次第出现。
这九届校友会之外，以西安交大校友会和南京大学在港校友会为名的两封公开信亦出现在网络。
这些校友中，即便是截止目前最年轻的1992级学生，也已是年过不惑的中年人了。在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员的微观解剖之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我们这边关心时事和政治的，大多是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不是在找工作，就是在挣群租房的租金或者燕郊和外环外的首付。这点，正好和太阳花学运风起云涌的海峡彼岸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
必须要赞一下凤凰网，它是唯一抓住这个点并做了力所能及开掘的国内媒体。这也意味着具体采编人员和主管都要面临未必轻松的风险。
在我的朋友圈里，雷洋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媒体同道和警队朋友们，在我转发的每一条新闻下展开了绵延不休的争论，未见激烈的硝烟，但闻压抑的火气，谁都知道说服不了对方。
雷洋案的舆情不可复制，在这点上我同意斯伟江的判断。雷洋案公众关注的高峰基本已经过去，雷洋案的结局也基本可以预料，在这点上我情愿我是自扇耳光的乌鸦。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实无任何可供乐观的元素。
正如陈力丹老师所言，如果认识跟不上，第一个消失的职业就是记者。我已经四十三岁了，前半生有幸见证了这个行业的黄金时代，后半生也许还能见证这个行业的彻底湮灭。
雷洋案带出了一系列重新浮出到公众视野的旧闻，其中一例是《重庆大学生暑假回家遭遇莫名嫖娼官司》，记者是重庆晚报肖重阳，刊发时间是2000年8月。
细看该案报道过程及善后情况，再看雷洋案和近三年来的类似涉警报道，不难发现，十五年前后，警媒关系一泻千里。
警媒关系是个敏感而激烈的话题，可另撰长文来细说。我不愿套用类似“撕裂”这种被时评匠们用滥了的大词，只是反复提醒自己，这种愈来愈实力不对称的严峻局面，早就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这样的时节里，仍然有同行坚持在一线从事这类高风险报道，其甘苦自知，其压力不难想见。
我写这篇文字时，正值我的老东家南都一年一度的年度新闻颁奖晚会。一年前的此时，曾经引发激烈争议的南都深圳新闻部《深圳官员私人聚餐安排巡防员巡查》报道（发送关键词警媒冲突或娃娃鱼可收听本号此前两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此番如愿拿到普通新闻金奖。
愿和各位分享这次南都新闻金奖的颁奖词：
舆论监督是南都的看家本领，也是媒体的天职。面对暴力冲击和社会争议，不畏人言，不惧威胁，恪守客观中立，不偏不倚。这是南都记者的努力与勇气，更是一个媒体对社会价值的不懈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