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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武训传》原因并不简单

—《武训传》是怎样成为新中国第一部禁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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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了解电影《武训传》创作和宣传背景的人都知道,该影片的现实指涉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国”理念。毛泽东在运动中将“教育救国”提到“改良主义”的高度加以批判,也是有的放矢之举。

武训传海报(图源:豆瓣)

对于毛泽东来说,国共内战进程之快超出他的想象。然而欣喜之余,他作为一个有战略意识的领导人,从没有得意忘形。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在他的领导之下正在迅速有效的展开,其中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是一个重点。

可是究竟如何开展这项工作,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因而,他只在一些会议和书信中寥寥的提到过几次。电影《武训传》的出现,为发动这样运动提供了的理由和突破口。

1、事情起了变化

《武训传》是导演孙瑜等人在"解放前"开始拍摄,一直到1950年底才拍摄结束的一部电影。需要说明的是,导演孙瑜深受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影响,一直对武训倍加推崇。因而在政权新旧交替之后,经过与昆仑公司商讨,他决定将这部心愿之作拍摄完成。

不过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整部片子为了更加迎合新政权的需要,在内容和基调方面做了较大的改动,其主题已经变成了“迎接文化建设高潮;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地政策;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

影片拍摄结束后,很快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放映,一时间好评如潮,连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表示过肯定意见。接着,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的赞颂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作者中为数众多的是一些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在北京放映《武训传》的时候,毛泽东没有与中央领导一起观看,而是与江青一起单独观看了两遍。在全国各种运动火热展开之际,工作如此繁忙的毛泽东把这部片子看了两遍,可见有多重视。看完之后,他当即表示:“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

他首先让胡乔木组织一批对《武训传》持批评意见的文章,在主流传媒上发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5月16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发的杨耳的文章《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这些文章无疑释放了一个严重的信号。可惜那些没有经历过整风运动的原国统区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们缺少那种政治敏锐感。

2、投下重磅炸弹

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若干这些文章之后,毛泽东觉得此时有必要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让胡乔木草拟了一份社论。但是他对初稿极不满意,自己动手重写。

他一上来即提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根本问题”在中共的理论话语体系中实际意味着“革命道路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历史上历次主义和道路之争,都关系到整个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根本问题”是个严肃的问题。

《武训传》为什么会被提升到如此高度呢?毛在社论中接着说: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武训传》宣传了“改良主义”、“教育救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与他在各种场合所强调的“革命的方法”背道而驰。这种在“根本问题”上挑战共产党革命合法性的想法是绝对不可以存在的。

然而毛泽东所关注的还不止这些。他接着写道: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在毛泽东看来,错误的观点并不可怕,怕就怕有很多人支持这样的错误观点。更可怕的是,还有一些共产党员也在支持这样的观点。

他在文章中指出:

“武训自己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另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知道在没有经过“整风”的国统区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中,这样的“自己的主张”不在少数,因而有必要抓住时机发动另一场整风运动了。所以,把《武训传》讨论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亲自撰写批判文章,使得那些曾经赞扬或对《武训传》表示过肯定意见的人感到坐立不安。他们纷纷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检讨,其中不乏黄炎培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等评论文章。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机关的发动和领导之下,一场全国规模的大批判运动开始了。

3、大批判开始

在毛泽东一贯倡导的“阶级分析”方法和“调查研究”原则的引领下,《武训历史调查记》应运而生。

然而后人对这份材料的评价是:“在各种政治压力下,‘要什么材料说什么’成了以后中国人应付政治斗争中各种调查的办法,于是调查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图把是非曲直、黑白阴阳随意颠倒,各种冤假错案何止千万。”

为了表现武训“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本质,《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一开始便塑造了一个号称武训同时代的革命的典型——宋景诗,声称“武训和宋景诗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对于武训和宋景诗这两个‘历史上的人物’,劳动人民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对前者是钦佩的,怀念的;对后者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

这些言论,无非旨在阐释如下观念:即武训和宋景诗分别代表了一小撮大地主反动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份材料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为这场批判运动的一个总结。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为了配合《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叙述,同时能在电影界形成一个与武训相反的革命形象,中宣部又决定拍摄电影《宋景诗》,并点名陈白尘担任该片的导演。

为了能迅速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各有关部门不光在剧本审查的时候大开方便之门,连电影摄制期间的投资也毫不含糊,总数高达到70亿(旧人民币)。这与《武训传》的摄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对于那些担负具体工作的人而言,这个任务并不轻松。

陈白尘在编写剧本期间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宋景诗起义发生在武训少年时代,两人根本不是同一代人;第二,宋景诗曾多次与清政府接触,甚至有受招安的经历。陈白尘对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心中无数,特地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周扬和江青随后接见了他。他们对于宋景诗的历史问题显得毫不介意。江青还表示,宋景诗投降清廷是暂时的策略,综其一生还是革命的。陈白尘根据上述意见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历史的真相遭到歪曲和屏蔽。然而这部电影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伴随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来的,是轰轰烈烈的文艺界整风运动。

1951年10月23号《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

11月26日毛泽东批准发出的《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的通知,

11月30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11月末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

1952年1月5日全国政协作出的《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是文艺界整风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在1951年11月24日召开的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有关领导毫不避讳的说:“虽然1949年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已经宣布了接受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示的方向,但是并不是说,不经过像1942年前后在“解放区”文艺界进行过的那样具体的深刻的思想斗争,这个方向就真的会被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所自然而然地毫无异议地接受。”

这一方面说明延安整风的成功给了毛泽东非常大的自信,他相信可以把这一经验不断的推向新中国的各个领域,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毛泽东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非常不满的。

4、原因并不简单

那些了解电影《武训传》创作和宣传背景的人都知道,该影片的现实指涉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国”理念。毛泽东在运动中将“教育救国”提到“改良主义”的高度加以批判,也是有的放矢之举。

首先,陶行知倡导教育救国,主张按部就班,不去触动现行社会模式,而是通过教育的方式,逐步提高国民素质,进而达成建立新社会的目的。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走不通的“中间道路”。

其次,陶行知主张教育救国,似乎意味着知识分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毛泽东从来对知识分子没有信任感。他认为知识分子不过是附在统治阶级身上的一张皮,根本不是工农的盟友,只能“用”不能“信”。

其三,陶行知对教育的推崇,似乎含有知识分子高高在上教导人民大众的意思。而毛泽东则对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自傲十分反感。

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说到:“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的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这说明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对传统的教育和所谓的“普及教育”嗤之以鼻。全国革命成功之后,他更加坚定地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跟从工农的道路。

毛泽东对文艺的看法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冲动,是“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和意识形态管理中的主导因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过是后面一系列运动的开端和预演。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布鲁科夫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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