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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我听命邓小平招李先念仇视(图)

本文是赵紫阳录音回忆的英文版《序》,作者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鲍朴译。文中写道:赵紫阳说:“李先念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除了他与李先念的问题以外,赵其实比较幸运,因为在邓的上述两员大将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击。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图源:Getty/VCG)

我只见过赵紫阳一次,那是1979年6月,我走进他在伦敦下榻的酒店。他当时是四川省访英代表团的团长,房间里挤满了他的同事,他们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惊讶。我知道,赵当时是四川省第一书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声望正在不断上升,这次国外之行是为了汲取经验。但当时我研究的兴趣比较侧重于历史。

我问,如果我到四川,能否请他谈谈1960年代在广东省主政的经验?他说他很乐意。我向他的助手递了一张名片,就离开了。

那次短暂的接触,使我形成了一个肤浅但又坚实的印象:这位共产党的老干部,开放,诙谐,有生气。遗憾的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机缘进一步加深这些印象。

当我下一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之旅的时候,赵紫阳已经是国家总理了,我知道,试图通过北京层层官卡(去见他)是徒劳的。

这本书的内容,是赵本人作为总理,之后作为总书记,直到最后被软禁的经历。这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北京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在那一段时间里,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作为邓小平的佐助,正在为他的改革事业努力奋斗。

虽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学者着文论及,但赵紫阳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对扑朔迷离的内部斗争有所认识。

赵显然非常喜欢他的总理生涯,其中涵盖着探索和思考,失误与失望,以及中国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在元老中,他有对头,陈云和李先念。1950年代,每当毛泽东出轨的时候,陈云总在经济方面发出理智的声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权的五年计划制度是个好东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错误就行了,毕竟是计划经济把苏联搞成了超级大国。所以陈云建议中国回归正统。他提出了“鸟笼经济”的模式:就是说,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笼中之鸟。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不会失控。赵很尊敬陈云——(除了邓)陈是此书中唯一被赵称之为“同志”的元老,赵总是去访问他,同他讨论新的政策,希望赢得他的支持。即使达不到目的,好在后面还有邓小平去制约陈云。

李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赵似乎从来不大喜欢此人。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唯一同周恩来共事(没有被打倒过)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华国锋在毛的黄昏岁月中崛起之时,李成了华在经济上的最高顾问。如果华继续担任领袖,李一定能大权在握。李对此念念不忘,也没有忘记是赵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经常念叨自己在华的短暂过渡期间的成绩,认为应该被承认为当前进步的起点。“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其实华的“洋跃进”——大量购买外国生产线——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因为李是元老,没有人直接反驳他,赵当然也不会。所以李继续念叨,说赵喜欢而且学了太多的“外国的东西”,亚洲四小龙的东西,甚至西方的东西等等。后来得到国家主席这个安抚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对派。如赵所说:“李先念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除了他与李先念的问题以外,赵其实比较幸运,因为在邓的上述两员大将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击。如赵所说,这是因为胡是总书记,主管政治与理论工作,而保守派们发现胡对他们心爱的东西毫无兴趣。赵在写到胡的时候,流露褒扬之意,他认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识分子,不愿意像文革时那样整他们。胡心直口快,不计较影响。

实际上,胡与赵之间主要的分歧之一在于,胡有鞭策经济快速发展的倾向,而赵主张宁可慢些,但要稳些。两人都有将市场经济带入中国的决心,但看起来胡还没有忘掉毛式的依靠运动发展经济的方式。1983年,邓召集二人开会,直截了当告诉胡,不要干预政府的经济工作。赵认为,在1986年学生示威事件爆发以前,邓就已经对胡失去了信心。学生示威只是(给邓)提供了搞掉胡总书记职位的机会罢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胡能够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已经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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