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曾被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善战的元帅，甚至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在中共最高层扮演的角色及其意外死亡，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悬案之一。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垄断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事件）的解释权，将林彪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的出走是“叛国投敌，自取灭亡”。在九一三事件44周年之际，林彪最后一任秘书、九一三事件后遭囚禁四年的于运深的三万字口述史曝光。于运深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中共官方的说法，在许多根本问题上颠覆了官方长期以来的九一三事件定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在蒙古坠机现场
按：这是原林彪秘书于运深的口述，成文后经于运深审校定稿
于运深简介：1937年生于山东蓬莱，1950年参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助理员，1965年1月任林彪办公室秘书。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办学习班”四年，1975年终于结束审查，被分配到四川省广安县武装部任参谋，退休后被安置在北京海淀区某军休所。
林彪格外关注毛主席对斯诺的讲话
我因为工作忙，水平低，根本没有看出来庐山出了事。虽然知道陈伯达被审查，但根本没有想到牵涉到林彪。庐山会议后期，看不出林彪有什么变化。但我明显感觉到叶群却有很大的变化。叶群不再趾高气扬，说话的语气也亲切多了。庐山会议时，张云生在毛家湾留守，他对我说：叶群外出，每天都要往毛家湾打电话，这次庐山会议，叶群很久才给毛家湾打了一个电话。说二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是号召加强学习，让党的高级干部多懂点马列，主席还叫她多学点哲学。为抓紧学习，叶群让毛家湾赶快收缩，只留一两个人看马列书的就够了，其余帮助工作的人全回原单位。在外面找人的人也撤回来，免得分散精力。
1970年9月28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到中南海去见了毛主席。
10月1日10时，林彪陪同毛主席出席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国庆21周年大会，宣读张春桥等人拟就的讲话稿。
这是林彪最后一个国庆节。他与周恩来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斯诺和夫人是1970年9月应邀来北京的，文化大革命中，外国人在中国几乎绝迹，而斯诺居然能来到北京，还能采访毛主席，这是他当年奔走延安撰写《西行漫记》的功劳。斯诺是第一个向国外报道毛泽东的外国记者，他在延安就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毛主席不急着见他，让林彪先见。
这时林彪刚从庐山下来不久。我感觉他对于毛主席要他见斯诺这件事很为难，一推再推。
在延安时斯诺采访过林彪，并在《西行漫记》中对林彪大加夸赞。李文普在回忆里也说过，林彪表示：“斯诺是熟人，在延安见过。这些外国记者问这问那，有些问题也不好回答。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
林彪一直拖着不见，周恩来安排斯诺夫妇先去参观访问。可斯诺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他对周恩来说，他准备回去了。周恩来再次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决定见斯诺。这样，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了斯诺。
《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被印成了中共中央文件，送到毛家湾。这份文件是我给林彪讲的，我认为很重要，在“讲”文件时作为重点。我把毛主席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专门画出来了，摘要讲给林彪听。“四个伟大”虽不是林彪的创造，但“四个伟大”经林彪1967年5月1日题词后风靡全国。因此这个“讨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会不会是毛主席对林彪的批评。
我们当秘书都知道，林彪对毛主席的批示、讲话、谈话等都非常注意。但这一次不同寻常，我注意到林彪格外注意听。
我给林彪讲完《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林彪要我把这份二三十页的文件留下，他要再看看。这在以前我讲文件时是从来没有过的，林彪一般不留文件，而他专门把《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留下来，可见非常重视。
毛主席回答斯诺提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等问题。斯诺问：“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毛主席点点头说：“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人是真的，第二种人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毛主席对斯诺说，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斯诺说：“毛主席历来是当教员的，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
叶群不让我们知道她给毛主席写检讨
1970年国庆之夜，林彪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叶群借此机会找毛主席谈话，自认为谈得“很好”，回到毛家湾显得很高兴，好像放下了千斤重担。她决定给毛主席写一个检讨报告。
叶群从庐山会议后回到毛家湾，就像膨胀的毛家湾紧急收缩一样，叶群也“收缩”了很多，像变了一个人，见人就笑容满面。这一段叶群在筹备写检讨，完全瞒着我们秘书和工作人员，可能是军委办公厅的人帮助叶群写的检讨。我是“九一三”事件后很久才看到叶群的检讨，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更不知道毛主席对叶群检讨的批示。(上图：于运深的工作证内页。)
叶群从庐山上下来后，要求林彪办公室裁减，不仅遣散了临时工，还把老秘书郭连凯和李文普、还有我挂职军委办公厅。李文普被任命为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郭连凯任命为办公厅秘书处秘书科副科长，我为办公厅秘书处秘书科秘书。“林办”正式秘书表面上只有三人：张云生、张益民和李春生。张益民经常在外面“找人”，剩下的正式秘书只有两个人。叶群说：以后外边谁问，你们就说“林办”秘书只有两个，最多说三个，这样就把人减了一半。名义上我们三人是军委办公厅的干部，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林办”秘书。
后来又调来一个秘书王焕礼，他担任“林办”支部书记。叶群在庐山上“翻了车”，她的“原则”是：不知道“庐山”内幕的人尽量不让知道。王焕礼是庐山会议后调来的，他没有上庐山，叶群当然要瞒着他了。我是上过庐山的，所以我成了给林彪讲文件的秘书。李根清接了我的班，管理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但是所有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包括叶群的检讨都没有经过李根清的手。
4月15日，叶群、吴法宪的第二次检讨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由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印发。
我看到叶群第二次检讨时，“九一三”事件已经尘埃落地，叶群也早已不在人世。但依我的感觉，叶群的检讨深刻得不能再深刻了，无论如何毛主席不能不满意。但毛主席并没有放过叶群，当然也没有放过林彪。
林彪不听秘书“讲文件”了
到1971年，我在林彪办公室已经七年，是老秘书了。
1970年庐山会议后，本来就深居简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绪低落到谷底。林彪西客厅门外的墙边，摆了一台八音盒，有小型旅行箱那么大。林彪的房间从来不摆杂物，只有这台八音盒是例外。叶群说这是康生从抄家物品中选的。每当林彪散步时，内勤就把八音盒上足弦，能放出十几首歌曲，其中有弹拨古曲，叮叮当当的。林彪散步时内勤就给林彪打开八音盒。但庐山会议后，林彪再也没有听过。听内勤说，林彪偶尔吃的零食也不再吃了。
1970年底，叶群把四个秘书调走了三个，郭连凯、张云生走了，稍后张益民也走了。本来我的工作就很忙，现在四个秘书的工作全压在我一人身上。工作量大得几乎不可想象，我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没有注意叶群情绪上有什么变化。只是感觉林彪情绪变化非常明显，本来他就不爱说话，此时更加沉默寡言，而且也不听我们秘书讲文件了。他既很少会客，也不愿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什么，甚至多少天没有一句话。偶尔看场电影，也只让李文普从中外的战斗故事片中选些近战镜头，一部影片只选看一两本拷贝。林彪平时除了出去“转车”，就是独自一人在室内踱步，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蜷缩在沙发里。看来他是更加郁闷了。
这一段时间，林彪口述过几张纸条。例如：开朗、愉快、活泼；转移注意力；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偏食，多换样子；多运动……林彪让保密员李根清把这些句子用毛笔抄成三份，分别贴在叶群、林豆豆、林立果卧室的门后。
1971年新年过后，林彪吩咐保密员李根清：“你写句话挂到叶群卧室。‘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李根清找叶群取条幅，叶群说：“不用写了。告诉首长，我知道了。”难怪“九一三”事件后查抄毛家湾，只发现林彪的两张纸条，原来有些条子并没有落实到纸上。看来叶群没有把林彪的安慰当回事。
林彪认为没错坚持不写检讨
1971年2月12日，林彪请病假，与叶群、林立果坐专机到苏州。
2月19日，毛主席对批陈整风作重要批示：“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2月20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报送学习讨论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批示，并批给周恩来、康生，阅后退中央军委。我注意到毛主席这个批示没有提到林彪。
3月7日，林彪、叶群乘专列离开苏州，第二天到达北戴河。
4月3日，林彪、叶群离开北戴河去大连。叶群坐专机当天到达，林彪坐专列第二天到达。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
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飞回北京。
4月20日，周恩来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及毛主席有关批示送林彪阅，并示意林彪到会并讲话。
4月24日，我给林彪报周恩来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情况报告。其中有：“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要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五一节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毛在这段话旁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林彪听我报周恩来的信和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批示，对周恩来提出的希望出席会议并讲几句话，没有表态。以后林彪解释说：“一个人在捣鬼，还是没捣鬼，自己说了不算数，要别人说了才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少让别人制造紧张空气和给人以话柄。”
有一次李根清给叶群送文件，叶群正在打电话，说：“林彪同志最近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晚上吃两次安眠药还睡不着，……历史上都是站在他一边的，支持他的，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又整他……”这是叶群的心里话。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被集中在“亚疗”面对面排查时，保密员李根清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李根清去给林彪送文件，听见叶群对林彪说：“你看这文件，方向指向你，你把他(指毛主席)捧那么高，现在回过头来整你，你想到了吗？”林彪一声不吭，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很久，林彪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我要休息了，你走吧，我出汗了。”叶群只好很不情愿地出去了。
1970年庐山会议前，林彪就很少批文件了。批的一些文件都是叶群主动，令李根清模仿的。不管该批不该批，只要叶群愿意批就批，大多数是“同意主席批示”。林彪从庐山上下来，他除了听我讲点中央传阅件外，几乎不听任何其它文件了。那时三天两头文件都报不上去，只能压着，一些重要传阅件在叶群那里也压好多天回不来，大多数文件只能原封不动退回去。
李文普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写过一个检讨，这件事我不知道，不知道李文普是怎么知道的。实际上，有一份署名林彪的检讨书是叶群的口授。1971年春天，叶群在毛家湾的院子里边晒太阳，边口授林彪的信，由王焕礼记录。信的大意是：我(林彪)对部队要求不严，脾气不好，今后应该加强对部队的约束，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叶群说是林彪的意思，但到底是不是林彪的意思，并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叶群口授的林彪这封检讨信，没有送给毛主席，被压了下来。这也就是说，林彪从来没有写过检讨信。
林彪在4月中旬接见黄吴李邱时明确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们没错，你们检讨，我不怪你们，也不会生气。但我不会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