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对部队的控制权
我父亲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办事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中共九大没有设军委常委，只有军委副主席。老帅们都是军委副主席，有朱老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
父亲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经常到主席那儿去。因为我时不时看到父亲回来，拿着小的便笺纸，上面记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谈话内容。主席言传身教，对他进行一些教育，工作上给予一些指导启发。主席的特点是喜欢讲典故，让你回去翻书，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图，看你的领悟高不高。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果说错了，就当是讲个典故，开个玩笑。如果你没按照他的政治意图办，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聪明。典故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没明白？应该说，主席本来对黄永胜是抱以厚望的，但黄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试中没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军委领导，包括叶帅、聂帅、陈老总等，他们有一个共识：中央文革不能插手军队。这是一条主线、一直贯彻着。当时，林和这些老帅们看的很清楚，政府乱、省市党委乱都还好办，只要部队不乱就能撑得住。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文革提出，部队包括基层连队都要开展“四大”。那时叶帅是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坚决顶住了，后来变成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真要是军队的军以上机关都要开展“四大”，那也够呛呀！实际上有一阵子，总部和各大军区都出现了乱的苗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如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机关干部造军区党委的反，沈阳、济南、福州等军区都有一些干部要起来造反。林彪、叶剑英等坚决顶住；后来杨成武当办事组组长，也坚决维护了军队的稳定。父亲当总长后，也坚守了这条线。
父亲进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了，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里，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么办呢？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后来，父亲终于借机向主席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主席说：你写个报告吧。父亲向主席反映这个情况，一方面是怕耽误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让江青他们插手军队。结果，这个报告主席批了。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发了很大火，说我父亲封锁她。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我父亲，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给你点颜色看，从这之后，江青和我父亲的矛盾开始尖锐化。之后，中央决定让父亲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江青就是不让去。而且还停止了父亲和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结果是总理到主席那儿说了这事，主席拍板说：还是黄永胜去，碰头会也要参加。江青他们就不敢吱声了。从林彪到叶帅，到杨成武，再到黄永胜，军队不能乱是个大局，不让江青一伙儿插手军队，军队里不能有江青的人，这一直都做得很好。而林彪倒台以后，张春桥管军队，部队成什么样了？思想工作怎么样，部队战斗力怎么样，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林彪主要管军队，和江青之前并不来往。林当了接班人后，由于工作关系，和江青的往来才逐渐增多。开始时，叶群往江青哪里跑的很勤，常把江青的话当圣旨来听，认为江青的话代表主席的意思。林彪则始终坚持一点，只要你不插手部队，其他事都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但是中央文革的权利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插手军队的文革，支持军队的造反派。江青也更加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林彪开始对江青不满了。
应该说，当时知道林彪对江青不满这一情况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只有黄、叶知道林的一些想法，开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因为黄、叶、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时，对于全国的工作，他们会在一起议论。在探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难免要议论到江青。这样，林的一些想法，父亲他们就知道了。林彪也明确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文革前，父亲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触，对她没有多少了解。父亲在广州时，江青去过几次。当时是中南局书记陶铸负责接待，让她住在给主席准备的房子里。他嫌院子里树上的知了太吵，就对陶铸抱怨。陶铸跟我父亲说：怎么办呀？父亲说：好办，派警卫部队去粘。于是，就派了警卫战士拿着竹竿粘知了。粘了几天，多数都粘走了，不叫了。但江青又提意见了。因为她住的那个小岛靠着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有的船往来回鸣笛，江青又嫌鸣笛吵。于是，赶紧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许鸣笛。可有的船是从广西过来的，不知道啊，又鸣笛了。结果，江青又找陶铸闹。后来，一直到丁盛当司令员，江青去广州还是如此。
那时候，父亲就觉得，她的要求太过分了。那是航道呀，怎么连鸣笛都不让拉呢？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这样呀！比主席还难伺候，父亲不高兴，就跟母亲说。母亲就跟我唠叨：江青这个人真难伺候，连船都不让人家走，多耽误人家运输啊！那时候，父母对江青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太特殊，太难伺候，其他的倒也没有什么接触。应该说，父亲对江青态度上是尊重的，生活上是尽量照顾的。父亲对主席特别崇敬。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对江青尊重，但是敬而远之。
其实，我父亲那个层级的干部，跟主席的生活还是隔得太远，也不了解。父亲只有在开会的时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门，给主席敬个礼，主席问一问而已。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况，更不知道中南海里面的事情，也没人跟他们讲主席和江青关系这些事情。军队的人住在中南海里的，只有朱老总和陈老总两个人，军队的大部分干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内，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他们的政治关系更不了解了。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没有进入军委领导层之前，对江青出于礼貌是尊重的。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报纸上就开始宣传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个帽子是谁给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给戴的，能够上中央的报纸，应该是中央的负责人。江青既然当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们对他就另眼相看了，觉得她不简单。
随着陶铸、王任重的问题出来后，父亲就感觉不能理解了。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却怎么也跟不上。对造反派冲击公检法、国防部、中南海，把老干部往死里整等等，父亲都看不惯、不赞成。第一次在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也让我父亲一块去了。他回来对我说：太残酷了，怎么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父亲是军人，性格比较直，面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有时他敢于顶撞。“二月逆流”前，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江青也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高级干部对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父亲就说了：江青同志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甚至还为此拍了桌子。
父亲之所以敢顶撞江青，是因为他有自信。他16岁就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就像项羽的三千江东子弟一样，是铁杆兵。况且，毛主席当时还没三千人呢。多年来他对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办的任务，都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完成。而且，父亲不仅忠于主席，对主席的感情也很深。1945年主席去重庆谈判，因为担心主席的安全，父亲到延安机场送主席登机时，还留下的担忧的眼泪。主席对他当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刚进城时没那样，后来变成这样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文革中，江青这个人不管不顾，管你是周恩来还是谁，说翻脸就翻脸，总理的工作被她搅得一塌糊涂。父亲对江青的一些所做所为非常不满意。在父亲看来，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个老婆嘛，和这个党、和中央，以至和毛泽东都是两回事啊。
其实，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我父亲，甚至包括林彪、杨成武这些人，我觉得都没看清楚。
据说陶铸文革初期调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况，就问总理：中央高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注意什么？周恩来说：正确对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的潜台词是，对待江青的态度，就是对待毛的态度，就是对待文革的态度。陶铸没悟透，多次和江青对抗，得罪了江青，导致自己倒台。这和后来总理跟黄、吴、李、邱讲的，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应该说，对于毛和江之间的关系，总理还是比较明白的，中南海外边的人就不清楚了，总觉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后来，军委办事组和江青的矛盾不断加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汪东兴的误导。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大总管，他传过来毛和江的关系和一些事，并曾说：“毛和江是两回事。”林彪、叶群包括我的父亲他们都很相信他。可以说，对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的判断，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
父亲被公审后，他才真正明白江青和主席的关系，他说：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