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虽平，谜底未揭
这桩冤案的受害者是平反了，可是苏枚为什么要自杀，又恰恰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组织“揪叛徒”的时候决心一死呢？这个最重要的疑问并没有得到解答。康生、曹轶欧又为什么这样性急，慌忙跳出来亲自导演了这一出恶作剧，并颠倒黑白，用尽一切卑鄙手段，蓄意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原在济南市公安局工作已经退休的几位老同志向我提供了有关苏枚的一段历史情况，使我想得很多，不妨写下来供大家思考。
苏枚(曹文敏)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1930年她和丈夫刘少甫被派到济南，刘任中共地下党山东省委秘书长兼团省委书记，苏在省委机关工作。他们的家在济南市内顺街一个居民院内，是省委秘书处的机关。这时曹轶欧的前夫李应臣(曾是上海地下党沪西区委书记，已叛变)也从上海来到济南。一次，李应臣正巧看到出门倒水的苏枚，当即密报给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过盯梢监视和密查，并派特务仲文焕带家属住到苏枚家隔壁严密监视，不久逮捕了苏枚与刘少甫。接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济南以至山东省内到处进行搜捕，中共山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相继被捕的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和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女革命家郭隆真等20多位中共党员和中共的领导人。这些中共的重要人物，后来都被杀害，唯独苏枚一人出狱生还。苏枚出狱后不久，由康生恢复了她的党籍，分配了工作。
苏枚的这段历史，现在是没有人再去彻底查究了。但是，康生和曹轶欧把苏枚自杀硬栽成“谋杀”，用尽心机，制造冤案，残害无辜，究意为的是什么，是为死者苏枚，还是为他们自己？
康生心怀鬼胎已久。让我们听听曹轶欧和康生自己是怎么说的。1967年6月29日，即苏枚自杀身亡后2个月又20多天，曹轶欧在笔记中写道：“许多问题前前后后联系起来看，枚被害不是孤立的”，“枚被害也不仅限于干校一个单位，有远因、近因”。“远因：饶(漱石)、李(？)、杨(尚昆)、李(克农)”，“近因：(苏枚)分配到干校去是安子文、帅孟奇早已计划好的……”安和帅，一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个是副部长。1968年7月，康生亲笔将两人列入“叛徒、特务”名单，进行诬陷迫害。
1967年7月15日，即苏枚自杀身亡后3个月零9天，康生与李震等人谈话，造谣刘少奇迫害他。又说：“苏枚同志的事，同罗(瑞卿)、杨尚昆、李克农有关。(公安部)五〇年档案中，有没有罗(瑞卿)、李克农陷害我的文件，找可靠同志翻一翻。”
康生与曹铁欧夫妻两人唱的是一个调，意思是说“谋害”苏枚为的是“谋害”康生，并且把“有待于深挖的黑台后”都一一指明了。
历史谜团有待历史解开
康生、曹轶欧把刘少奇、罗瑞卿、杨尚昆、李克农等都牵进去，是有一段历史背景的。
1947年冬，康生率领土改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先是参加该区的土改整党会议，第二年春，工作团和区党委的同志组合一起到阳信县搞土改。负责人是区党委的秘书长彭瑞林，曹轶欧和贾琏(高文华的夫人)与彭的夫人分在一个村工作。因为工作中有些不同意见，曹轶欧竞借口彭的夫人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诬陷她是“国民党分子”，“有政治问题”，“包庇村里的坏人”，还无理指责贾琏一道反对她，“包庇坏人”，是“立场问题”，在村里大闹一场后，称病回到区党委住地。曹轶欧大闹工作组的时候，康生和我正在西柏坡中央工委(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回到渤海，曹轶欧就向康生“告状”。康生、曹轶欧要我转告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张晔查究彭的夫人的“政治问题”。我不能鲁莽行事，先向中央工作团的几位同志了解情况，他们都不满曹轶欧的所为。张琴秋大姐说曹“太过分了”。徐冰说“曹轶欧政治上太狭隘”，要我不必管曹这桩子事。我觉得曹轶欧确实没理，也就没有再理会她。高文华曾经担任过白区地下党北方局和省委的领导工作。四五月间，在他与贾琏要回中央前，特意向康生道歉，说贾琏对不起曹轶欧。康生没有作什么回应。至于我的不遵命，康生与曹轶欧当然很不满意，可我没有立刻意识到。20年后，我在北京秦城监狱受审时，审讯员说康生、曹轶欧“在渤海区党委时就看出你不对头了”，我才明白过来。
1949年，康生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0月间他病休去青岛。不久，他到北京治病路经济南。我当时在济南市公安局工作，特意去看望他。康生问我：“你对沙韬了解不了解？他在政治上怎么样？在社会部的表现怎样？”沙韬是一年多前应康生的要求从中央社会部调来给他当秘书的。康生这一问来得很突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得很爽利：“沙历史清楚，政治上很单纯，整风审干中做有结论，工作表现也不错。”康生面无表情地说：“那他为什么拆看曹轶欧给我的信呢？”这一问，出乎我的意料，我说：“可能是误拆吧。”他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我又补了一句：“刚做秘书工作，没有经验，年轻不懂事也是可能的。”康生很不满意我的回答，默默地坐在那里不吭气，不再理我，我只好退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拆信这件事发生在沙韬初到康生那里工作的时候，康生在益都闵家庄中共华东局，曹轶欧在沂水中共鲁中南区党委，秘书每天收到的信件不是一封两封，又不认识曹轶欧的笔迹，完全是误拆，而且及时向康生作了检讨，说清楚了的，按照常理，何疑之有！但是，康生与曹轶欧对此事刻骨铭心，认定是故意偷拆信件，一直不肯放过，并且愈来愈严重，诬陷沙韬是有人指使的“特务行为”，这是后话。
1950年春，康生在青岛休养。曹轶欧时任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在济南。一天夜里，曹轶欧来到省公安厅副厅长季明的住处，胡说有人对她“搞阴谋”，她在山东分局“已被严密监视”。季明原是延安中央社会部的干部，曹找季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得到季的支持，并为她做些什么。季当然不能同意她的说法，一再解释不会有人监视她，并把她送回山东分局的住处。第二天，季明向主持工作的分局副书记傅秋涛作了报告：傅与分局其他负责同志觉得事出意外，对曹轶欧无中生有，凭空提出“搞阴谋”、“监视”这样严重的指责，极为恼火；但碍于康生的关系，处理上又觉得十分困难。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出于好心，认为曹轶欧是心神过于紧张，是病态的反映，考虑送去青岛又恐对康生养病不利，于是希望她去医院或休养所养息一段时间，但遭到曹轶欧的拒绝。不得已，他们希望把她接到我家住几天，缓和一下她的情绪。开始我并不愿意揽这桩烦事，后来分局作出决定并取得曹轶欧本人的同意，我也就只好同意了。曹轶欧在我家住了三天，搅扰得我全家不安，傅秋涛等分局负责人才同意我的意见送她去青岛。行前，傅秋涛还同她谈话，说了不少宽解的话。就是这么一回事，引来曹轶欧对我们夫妇的刻骨仇恨。她到北京后曾对罗瑞卿造谣说，在山东济南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两人把她推进一间黑屋子里整她，企图谋害她。罗瑞卿是在1978年把这些话告诉我的。他说从来没有相信过曹轶欧这些鬼话。
1950年春夏间，华东局和党中央电告康生，从健康考虑，劝他离开青岛去杭州休养。康生犹豫再三，先是拟发了一个不同意去杭州的电报，交青岛军管会参谋长陈雷送机要译发，接着又要陈追回，另发一个同意去杭州的复电。这是多年后陈雷告诉我的。康生与曹轶欧去了杭州，心里是不满意的。过了20年后，即1969年，康生在一个材料上批道：饶(漱石)、傅(秋涛)、向(明)都想赶我离开华东，就是指的这回事。傅、向当时都是山东分局副书记。
康生与曹轶欧在青岛、杭州休养期间，一直诬指沙韬在监视他，说连他睡觉时“沙都坐在卧室门外监视着”。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康生常在被窝里抽烟，一次叼着烟睡着了，被子被烧了个洞。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沙韬总要等康生睡着了，检查过烟火才去休息。认真负责的工作，竞被诬为“特务监视”，可恶又可笑！是谁指使派遣沙的呢？康生最早指的是李克农，沙韬是从李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调去的。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康生又指向饶漱石，饶原是华东局书记。到了1969年，康生在一个材料上又批道“当时我已看出沙是饶(漱石)、傅(秋涛)等人监视我的小走狗，故要沙走”，并且把矛盾进一步指向刘少奇。
康生和曹轶欧在杭州时出了苏枚跳楼事件，杭州住不下去了，1950年7月到了北京，康住进北京医院疗养。1952年初，我调到北京，在公安部工作，先是李克农对我说：“康生说沙韬有问题，沙有什么问题！”李又说，已经作了安排，“以后不要再让康生见到沙韬就是了”。公安部的一些同志告诉我：康生到北京，罗瑞卿作为公安部长对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负有保卫责任，所以去医院看他，孰料事后康生说，罗瑞卿为什么来看我？对罗抱着疑问和很深的戒备。不少原是延安中央社会部的同志都知道，康生见不得中央社会部的人，也听不得提起中央社会部和公安部。我问过徐冰：“康生究竟怎么了？”徐说：康生到北京，少奇同志见了他，说他神情恍恍惚惚，康生要求见毛主席。徐说：“康生是认为中央不信任他。”待到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我才确知，早在1950年康生在杭州、上海时就曾反复向饶漱石说过党对他不信任的话，饶曾报告中央。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处理了饶漱石的问题后，人们发现6年没有工作、深居不出的康生，又在一些公众场合露面了。这时，他想起我来了，诬说我有“政治问题”，要求中央审查我。由于罗瑞卿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的明智，不相信他的诬蔑陷害之词。“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杀气腾腾，信口雌黄，任意诬陷迫害人，我当然在劫难逃了。他伙同谢富治，利用公安部的侦察、情报档案，采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等卑鄙手段，亲笔写下许多批语，诬我为“叛徒”、“特务”，捏造了一个所谓“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内奸集团”。我为此坐了7年冤狱。
沙韬当然也在劫难逃。1967年6月，康生从中央调查部“造反联络站”给他的报告中，得知沙韬改名张韬，在甘肃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并看到1954年少奇同志在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大为恼火，怒气冲冲地批了一段话：“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起来的”，“这是刘、杨、李(克农)包庇之力，他竟然作了副部长”。原来在1954年11月间，沙韬所在组织为了澄清康生对沙的诬陷，曾将有关情况写了报告报送“李克农并尚昆同志”，后又转给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作了批示说：“怀疑沙韬政治上有问题，曹轶欧和我谈过，他们是病时谈的，并且谈到其他的人，但没有谈到饶漱石，我不相信曹轶欧所说的。经过调查，沙韬同志和他的夫人是没有问题的。以上事实应同沙韬同志谈清楚，使他们放心。至于沙韬的工作，也不必因此调动，但也不要为此故意去刺激康生。”这个批示大概就是一度传说的：“少奇同志批示病人之言不可信。”康生怎肯就此甘休！1969年8月，先由曹轶欧写报告给康生，要求组成“沙韬专案审查小组”，“彻底搞清这一阴谋案件”。然后再由康生批示：“同意这种处置”，并诬说这是“涉及刘少奇、饶漱石、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等叛徒集团的反革命阴谋问题”。从此，从误拆一封信起，沙韬受康生、曹轶欧诬陷长达29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押近8年，受尽了折磨摧残。
罗瑞卿于1978年5月给胡耀邦的信中说：“康也组织了一个所谓专案组整我，罪名两条：(一)包庇凌云，陷害他的贵夫人曹轶欧；(二)包庇沙韬陷害他，这不仅是无中生有，而且是比海外奇谈还要高超得不知多少倍的怪论。这位沙韬同志，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
从1948年至1975年近30年的时间，纵观康生与曹轶欧的种种异常表现，应该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确是在保护、掩藏什么隐私，怕被人发现或被人抓住。这里，我再引用一段我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工作时记录下来的材料：“1975年康生死前曾对人说过大体是这样的一段话：1920……1921……1922……，没有；1923，没有；1924，没有叛变；1925，没有叛变；1926，我没有叛变；1927，没有……接着说，江青是叛徒，她30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康生吞吞吐吐，欲说又止，他心怀鬼胎，究竟想说些什么呢？！康生到底是什么人？现在还是个谜，但历史总会进一步作出回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