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明××农场生活了六年多，我把它归类为“苦难的岁月”。
六年多的日子很是难熬。
难熬——不仅仅是生活很艰难，工作很繁重，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郁闷，与对前程的茫然。
大约到了1970年年中，前途一片茫然暗色中出现了一丝亮光：“上调”。
所谓“上调”就是跳出农场那个苦海，户口回到我日思夜想的上海，当一名“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的基础——工人。
“上调”工作一般都在年底农闲的时候展开。每年晚稻的收割工作完毕后，“上调”成了我们聊天的中心词。
一个连队里总有那么几个人是“上调”消息源的中心，他或者他们的周边总是围着一堆人，或颁布或打听或讨论，尽管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那一段时间里，每一个连队干部，不管是他的眼神还是他的行动都开始变得神秘兮兮。连队里的一些刺头也变得乖巧起来，再也不敢当面顶撞领导。平时一些不声不响的，甚至平时不抽烟的人也会买上一包“牡丹牌”香烟。那时候的牡丹牌高档烟，其高档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软壳中华烟。4角9分一包，几乎相当于半天的工资。他们看到连队干部，就抽出一支“牡丹牌”香烟，离老远路就抛了过去，嘴上叫道，“牡丹，牡丹，接牢……”
至于女同胞怎么拍连队干部的马屁，可能比较隐晦；而且我这个人在男女这方面的情商比较低，可能给你看到了，也不一定能看懂。
当年干活的时候，远没有革命样板戏里唱得那么浪漫，什么“麦浪滚滚……”在几乎没有什么机械化的那个年代，“一望无际”就代表着前方有无穷无尽的腰酸背痛与汗流浃背。
大概是1974年年底的某一天，连队的A（请允许我隐去其大名，以后的几个人名也使用字母代替），神秘兮兮地对小兄弟B、C、D说，“我今年‘上调’笃定了，”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惹得几个兄弟满心痒痒地问，怎么一回事。A只是神秘兮兮地朝他们笑笑。
“上调”这个名词出现于1970年，上面给了我们连队一个回上海当教师的名额，人称“崇明老师”；好像是当年的下半年，又下来一个回上海当警察的名额，人称“崇明警察”。
几百人的连队一个或者几个回上海的名额，凤毛麟角。但对我们一群前途一片昏暗迷茫的人来说，无异于在密不透风的黑屋子里（鲁迅语）透过一丝亮光，尽管那一点点亮光不一定照到你，但给了我们每个人活下去的动力。
当天晚上，B、C、D几个小兄弟，饭堂里打上一大盆红烧肉，带上几瓶崇明农场小卖部特有的八分钱一瓶的烧酒，去孝敬兄弟A。几杯烧酒入肚，在兄弟们苦苦的哀求声中：“带上兄弟几个吧……”A再也顶不住了。
A仰脖子又灌下了一瓶烧酒，轻轻地说，“……你去支书那里，可以对他这样说：‘我可以给你一点东西’”……“但是这句话就到你们兄弟几个为止，不要外传奥”。
“我可以给你一点东西”，在A看来他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不能再多讲一句了。这样说已经非常对得起兄弟们，也对得起那顿烧酒了。
“我可以给你一点东西”，接下来的几天就有好几个人悄悄地到支书屋里，或去威胁或去诱惑或去试探，一个星期后，支部书记竟然收到十几个，有人说是二三十个“我可以给你一点东西”的问候。
弦，终于崩了……
这一年连队的“上调”工作最后由上面派人来管理。
“我可以给你一点东西”，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在支书那里那么管用呢。多年以后，当事人A喝了一些小酒后，补完整了故事的一些关键情节，我才明白了这句话奥秘之所在。
“上调”正式消息下来的前一段时间，最让人忐忑不安。那天很晚了，A没有一点睡意还在连队里黑灯瞎火地瞎逛。夜深了，他突然看到连队的美女某某娣（此处必须隐去该女孩的名字）向支部书记的屋子走去，他下意识地跟上。
那时候虽然贵为党支部书记，住的也是非常简陋的，用几块红砖垒起墙，屋顶铺一些稻草的房子；说简陋不过分，砖墙甚至没有涂上石灰，砖与砖之间还留着无数的小缝隙。但是他可以一人住一间。靠门口的半间放一个桌子算是他的办公室，后半间放一张床算作卧室。
当年我们住的，支部书记住的远远比这个差，砖墙不涂石灰是标配。有一段时间，我们男宿舍隔壁就是女宿舍，两宿舍之间的山墙也不涂石灰，墙上缝隙无数。女同胞在山墙上糊上几层报纸，有时候也难挡春光乍泄。
A轻轻地贴上去，里面的谈话清晰可辨“……我今年要上调哦……”那是美女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只听到支书回答：“今年可能轮不上你……”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A稍稍移动一下位置，只见幽暗的灯光下，支书两只眼睛色眯眯地盯着某某娣的满满荷尔蒙的身子，又是一阵沉默，只听到美女说，“……我可以给你一点东西”……
屋里那个蹩脚的木板床传出一阵叽叽嘎嘎的噪音和支书的喘息声。时间不长。那美女走出支书的办公室，A急忙躲到一边，看着某某娣拐个弯走远了，A一个闪身进了屋对着支书说，支书，我今年要上调，我可以给你一点东西。支书淡淡地说，去吧，我知道了。
……
最为好笑的是，连队农友们的微信群里，几乎天天有人在怀念那个年代说，那是一个风清气正的火红的年代。
不要以为这类事是个别现象，1979年进了大学，听同寝室的同学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
我同学在上海的邻居，一个女孩去江西农场务农，短短的两年不到就被作为工农兵学员，保送进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学习。一个读书那么差，甚至智商有点问题的女孩怎么可能上大学呢，没人能想明白。
在邻居无数羡慕的目光下，她妈妈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1972年该女孩去到江西农场务农，1973年的某一天，她因例假请了半天假，躺在床上休息。
半梦半醒之际，她感觉床剧烈的晃动，并且下铺发出似乎很痛苦的嗯嗯啊啊的声音，那个时代的十八九岁的女孩对那种事似乎还处于似懂非懂的懵懂时期。尽管如此，她还是吓得要死，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不久，完事，床也不再晃动，一股浓烈的烟味升了上来，睡在上铺的她被呛得忍不住咳嗽起来……
一切的一切都来到了亮光之下，她看到了那个人的脸，她连队的支部书记——刚评选的全农场唯一的“学习×××著作积极分子”；支书也看到了她，“我怎么没想到上铺还有一个她？”支书到底是久经沙场的老手，马上镇静了下来说，“不要对外面说……”女孩一半恐惧一半无奈地点点头。
1973年底，上面拨下来一个上海第二医学院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当时这样一个读书的名额远比现在北大清华的本科，香上一百倍。几百个人争抢，无数人削尖脑袋，请客送礼用尽一切手段，没想到那么诱人的名额竟落在一个平时不声不响，不求上进也不后进的人身上。
这样，一个到江西农场不满两年的，看上去还有点傻乎乎的女孩，带着无数人的羡慕妒忌恨，回到了上海，进了她几辈子做梦也没做到过的高等学府。
很多人致死也想不通，怎么会呢；很多人都去打听她的背景。但是当时的连队支书绝对的权威，他的决定还需要解释吗？！
本篇成文之日，正值伟人挥手五十五周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记得很清楚，1968年12月22日，那天我连队组织了百把号人敲着锣鼓，排着参差不齐的队伍去场部报喜。在连长带领下，众人高呼带着崇明口音的革命口号，一脚深一脚浅地沿着机耕土路向前走去，谁也没有察觉到，不远处是一个巨大的坑。向前，向前，继续向前……
——几天前崇明岛下了一场大雪，正在慢慢融化，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在机耕土路口拐了个弯，留下一个大大的深深的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