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明某某农场六年多的日子很是难熬。
小小的连队,除了几只苍蝇蚊子与你作对以外,更有各种的人与你过不去,因为当年“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精神似乎已经深入人的骨髓。
与人斗其乐无穷,有时候斗得惊心动魄惨烈无比。
一个姓黄的民兵排长看上去很是平常,矮矮的个子,遇人讲话似笑非笑的样子。刚到农场不久的一天,他突然活跃起来,逢人就眉飞色舞地讲述他与敌斗争的故事。
他说,他发现隔壁宿舍,有一个人买了一台带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他想,为什么要买带短波的收音机,带短波的贵多了,一台短波收音机是我们四五个月的工资呀。买它是不是想收听敌台,于是,他每天晚上躲在那个人的宿舍门外偷听,尽管冬天的夜晚寒风凛冽。
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听到了那个人打开了短波,于是他立马冲进宿舍。那个人很是机敏,听到有人破门,立刻处理了一下,收音机里传来了京剧《红灯记》著名的唱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他对黄排长说,你登门干什么,还要抢我收音机?
黄排长拿着收音机,轻轻的把波段开关拨到短波,所谓的敌台播音马上响起。“呵呵,你那些小动作骗得了我?!”黄排长得意地说,“你看阶级敌人再狡猾,也逃不过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
这句话,你是不是听得耳熟?
听了这个故事,当时就把我吓得半死,赶紧把我床头的一台四管半导体中波收音机也送回家,尽管那台四管收音机在崇明岛收听时噪声震天响,什么广播也听不到。但你有收音机,就是“民兵排长”们夜晚门外偷听的对象。
我搞不明白在上海好好的收音机到了崇明岛噪声那么厉害,一直到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时才知道,当年为了干扰“敌台”广播,崇明岛上设立了一个强大的干扰台。你能听到的只有强大的干扰噪声,没有广播,哪怕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
后来听说那个收听敌台的人被送到了“竹器厂”劳动改造(所谓竹器厂,是当年农场设立的一个变相的劳改营,它正式的名称应该是某某某思想学习班,是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所在地,因为它的位置在农场竹器制造厂的隔壁,所以我们都习惯地称它为“竹器厂”),在竹器厂足足学习了三个月的某某某思想,吃尽了苦头。再看到他时,蓬头垢脸,人也瘦得不像样。
与人斗其乐无穷,特别表现在与女知青斗,尤其是漂亮的女孩。
我生产班的一个女知青,叫某某娣(请允许我隐去她的大名),人长得特漂亮,一双大大的明亮的会说话的眼睛,一张椭圆形的脸上闪动着荷尔蒙的红晕,很是招人怜爱,几个老崇明,特别是身居高位的连队领导看着她没有不流口水的。我们班的一个老崇明,据说当年是朝鲜战场上的侦察兵老杨也想挤一脚,数次想贴近她,没成功。
突然,一天晚上连队召开批斗会,台上站着被批斗的对象竟然是她,某某娣,好像另外还有几个男男女女陪斗。什么事情呢?据说她旷工离开连队,与一群她中学的同学等去了江西某地旅游,因为这群同学当中有男同学,男女混杂,当时这就叫作搞流氓活动。流氓活动这个罪可大可小,说你大就大,说你小就小,尺度掌握在支书手里。
那天晚上的批斗会开得热烈非凡,支部书记坐在主席台的C位,平时讲话并不怎么流畅的几个连队领导、民兵排长等纷纷上台检举揭发。朝鲜战场侦察兵老杨也想上台检举揭发,但支部书记没有批准。上台揭发时询问最多的问题是,你是怎么搞流氓活动的,回答得越具体越好。流氓活动是揭发者最感兴趣的话题。
批斗会足足开了三个半小时,从晚饭后的六点半一直开到快十点钟,场下的我们哈气不断,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停不下来的意思。
与人斗其乐无穷,有时候,人没有具体的对象。
一般来说,农闲的时候如果遇到下雨天,没法农田干活,就留在宿舍里政治学习,我们知青形象地称之为“外国礼拜天”,也就是除了每月的6号、21号固定的场休日之外的休息天。
每逢政治学习的时候,学习的资料就是《红旗》杂志,它最大的优点是每人手上都有一份,而且其中的内容绝对伟光正,放之四海皆准的。
政治学习以生产班组为单位,找一间宿舍,二三十个人或坐在他人的床沿,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宿舍的一角,人手一本《红旗》杂志。首先由政治班长找一篇文章,读第一段,然后各人轮着读。
我们连队有一个女知青,长着一双单眼皮,脸黑黑的,脸颊两侧几颗青春痘时隐时现,她人长得不算矮,手脚也不是很短,但绰号却叫“小短子”。为什么被叫这么一个绰号呢,也是《红旗》杂志惹出的祸。
轮到“小短子”读的时候,往往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哪怕是最常用的字,她也会念错别字。记得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不能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小短子读到“不能做语言的……”开始嗯啊哈啊,不知道这个‘矮’字怎么念。一旁的政治班长急了,想告诉她又怕伤了她的自尊,只能用两只手比划着高与矮的动作。“小短子”看到政治班长两只手一会儿打开,一会儿收拢。于是,她就高声地朗诵道:“……我们坚决不能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短’子……”
所有的人听了都笑得差一点岔气,我笑得简直要把早餐吃下去的二两泡饭和一个淡馒头喷出来。“小短子”本人一脸懵逼:怎么错啦,政治班长说的呀。
本来这种小事也就混过去了,但是你知道当时他们的政治班长是谁?吴渠成(据说他在后来的一次交通事故中走掉了,可惜),吴渠成是一个能把法国人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那本有三四英寸厚的名著倒背如流的家伙,对错别字嫉恶如仇,岂能放过你一个这么常用的字。
于是“小短子”这绰号名震天下。
与人斗其乐无穷,有的时候与医生斗智斗勇也能其乐无穷。
说到“外国礼拜天”,还有一个让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外国礼拜天”,就是病假。有一段时间连队里请病假的人多起来,支部书记很不开心。于是,他特意往连队医务室多派了一个女医生,为啥?女医生亲自查“账”,女知青的例假只允许给半天病假。
工作日的连队很是空荡荡,除了几个饭堂的饭师傅忙着做饭,几乎没有什么闲人。一次我拉肚子连着几天回连队上厕所,总能看到一个叫葛某喜的人,一条手臂插在口袋里,在空荡荡的连队里荡来晃去,我很是好奇。
晚饭时分我实在憋不住了问他,他见我问得诚恳,抽出插在口袋里的,那只绑着厚厚白色绷带的手,比划着对我说,“那只手被我做了手脚哎……”搞了半天我才明白,那小子为了请病假,狠心用榔头把自己左手的无名指骨敲断了。“你也想来一下吧,我教你,这是我的绝活,”他挑逗我说。
连队的支部书记也不是吃干饭的,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命令连队医务室:无论谁来请病假,无论什么毛病,最长一次只能开三天病假,没好以后再来。试想三天病假就不可能回上海了,路程上就要花费两天时间。
与人斗其乐无穷,有时候角色可能转换。
好像是伟人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们反抗的手法也是奇出怪样:有的,当面骂娘;有的,背后讲怪话;有的,消极怠工;也有的,静静地等待机会;最离奇的故事发生了——
连队里有一个人绰号叫“坏分子”,这个绰号不是平白无故乱给的。据说,他因为在学校调皮捣蛋,时有小偷小摸行为,且还时常为人出一些坏主意,很是遭人嫌。但把他送去劳动教养又不够上条件,于是就被街道干部作为“内控”对象,送来农场劳动。
一般情况下,这种人一到连队迎接他的就是一连串批斗会,或是被主斗,或是陪斗。据说这样做,为的是压一压他的邪气,刹一刹他的威风。
“坏分子”被斗的若干天后。一天他得意洋洋地对我们讲:昨天晚上那老头被我弄得半死,他斗我有那么开心吗。我们很是好奇,他说的老头就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顾某民。你也敢捉弄他?捉弄支部书记?怎么捉弄的?
他看我们来劲了,于是神秘兮兮说,“我已经观察了很久,那老头每晚必从一个拐角处经过去上公共厕所,那个拐角灯光照不到,很暗。昨晚我就在那里拉了一根绳索,待他走过,我一拉绳索,他立马摔了一个嘴啃泥,哈哈哈……”他得意的大笑起来。
与人斗,其中的“乐”与“不乐”,我无从评说。但,斗与被斗像一张巨大的网,无人能逃脱。
2024年0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