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坛即将接纳一代知青中的政治人物成为主要领导人，于是“知青”道路的文学作品又应运而生，尤其是所谓的青春无悔之类的喧嚣又再度红热起来。可是知青道路的“青春无悔说”立刻遭到了迎头痛击，至少在网络世界变得难以藏身。
这里介绍一下黄宗英的情况。她是1949年前的老影星之一，后来改行写报告文学，晚年以黄昏恋（对象是卧底文人冯亦代）出名。老知青痛恨上海女作家黄宗英！她是万恶的上山下乡政策的吹鼓手，并籍此浪得名作家之名。德国人民不仅清算纳粹希特勒、戈倍尔和东德昂纳克、克伦茨的罪行，也要追究具体作恶的刽子手和吹鼓手。德国小说《朗读者》告诉人们，希特勒建立了奴役人民的暴政，女狱卒汉娜则是押解和驱遣犹太妇女儿童走向焚毁的凶手。毛泽东发动了驱遣青年下乡的运动，黄宗英也是强迫下乡的帮凶。
知青下乡是现代中国人绕不开的悲情话题。两千万男女青年在无外敌入侵的和平时期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边疆的大规模强制迁徙，牵动了中国主要大中城市的每一个家庭和单位。造成了亿万人民财产、生命、亲情、婚恋、教育、就业一系列的严重困难，影响了中国社会几代人的命运和精神面貌。这一场重大的变乱，牵涉其间的几代知青及其后裔不能不认真地追问千百个为什么。知青下乡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抗战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开始到文革鼎盛时期，乃至（1968年12·21指示）全面强制施行，皆是毛泽东封建小农思想最典型的集中表现，其实在马列主义里也根本找不到根据。毛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上的笑话。按列宁的经典说法，（《怎么办》）工人阶级中并不能自发产生先进思想，而需要从外部灌输先进的革命思想，更何况农民群体？照此逻辑，中国的知青和农民其实都是应该接受思想灌输的对象，知青们年齿尚幼，文化水平也偏低，除了极少数老三届高中生外，因文革时期的政治干扰都只有高小或初中水平；农民由于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更加缺乏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的能力。毛泽东在中国亟待普及教育的时期却摧毁教育，把青年赶往农村。恰恰是错误的思想导致的错误决策，让几代青少年作出了无谓的牺牲。
文革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副总理李先念不得不承认：知青下乡造成了知青、家长、农民、国家“四大不满意”。从整体下乡的结果来看，所有的知青农场全部亏损不赚，云南知青农场所有的橡胶树，百分之百死亡。插队青年对集体经济只是负担鲜少贡献。由于知青本身文化上的欠缺，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作用微乎其微，跟国家、家庭和个人的损失相比，绝对不成比例。秦始皇筑长城，人民备受流离颠沛，好歹还留下了一座着名的古老建筑；上山下乡让数亿个家庭饱受折腾，基本毫无建树，绝大部分回城知青成了就业、成婚、下岗的老大难。极少数幸运者考上了大学，在文史哲领域崭露头角，国家依然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的严重断层。知青下乡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发展必须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基本方向，是逆世界潮流的彻底反动的经济战略。
黄宗英靠“知青文学”发迹而成为作家。每一个下乡知青都记得，除了极少数干部子弟为主的团队以外，所谓的“自愿”下乡都是虚假的说法。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对农村情况完全无知而懵懂出行，而小部分不肯下乡的则是一律采取了轰、赶、压的办法，强行逼迫下乡的。如果不肯就范，便不断敲锣打鼓骚扰不停；你家有党员，立刻到单位施压；抵触下乡的家庭，宣传队列队敲门诵读主席语录，昼夜疲劳轰炸，直到全家招架不住，到街道办事处“自愿”报名为止。这些都是文革下乡高潮时的做法，在文革前夕不少家庭还能提出一些借口，比如咱家子女身体弱，咱家子女成绩很好（能考大学）之类的说法，希望躲避下乡的出路。当时就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典型人物，北京市女高中毕业生侯隽，主动放弃高考，到（当时的河北省）天津市宝坻县窦家桥插队务农。
1963年7月23日黄宗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特别的姑娘》，介绍了高中毕业生侯隽放弃高考下乡的宣传典型。在这之前，黄宗英已经发表了介绍邢燕子（回乡女青年）的文章《小丫扛大旗》。黄宗英的报告从舆论上堵死了知识青年躲避下乡的所有路口。此时三年特大饥荒刚刚过去。虽然党政宣传严密掩盖灾情和三千七百万人（主要是农村人口）饿死的情况，但是知识阶层和各级干部（通过彭德怀的发难和申诉及其悲剧命运）对于当时农村的困苦并非全然不知，（与农村联系较少家庭的青少年了解不多）。人们知道农村户口就意味着没有工资，没有商品粮，所以党政宣传鼓动下乡的号召在城市人民当中反应寥寥。
所有介绍黄宗英作品的文章都津津乐道地记叙说《特别的姑娘》等知青文章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发表的。这种说法恰好证明了黄宗英的文学作品根本不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生活疾苦，而是迎合了党政领导的政治需要。说得更加透底一点，撰写这类文章也是黄宗英本人的一种需要。批武训传和反右等运动之后，她已经领教了毛对鲁迅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态度。1962年短暂的宽松刚刚过去，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开始让中国文化界感到黑云翻滚，气抑胸闷。林家铺子、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谢瑶环等电影戏剧遭受批判，文化界人人自危，黄宗英赵丹夫妇决非没有感觉。所不同者，他们不是困坐愁城、徘徊迷惘，而是主动去迎合党政宣传的势头。赵丹参与了拍摄知青改造思想的电影《青山恋》。把苦涩写成甘愿。结果也未讨得领导的欢心。直到文革后他临终彻悟，发表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十字真言。而那时的黄宗英却接过了周恩来的暗示，抓住下乡插队青年的题材，为自己找到了成名之路。
记得1964年，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小剧场笔者听过黄宗英的报告，内容就是《特别的姑娘》。偌大的座池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坐满（发出的票子没多少人来听）。黄宗英竟是由市委宣传部的官员陪同上台的。她的文学化口吻，场下很少回响。几乎与此同时，主演《林家铺子》和《早春二月》的艺术家孙道临却被指令到吴泾化工厂工地参加体力劳动，厂党委宣传干部对我们这些也在该厂劳动的中学生们提到孙道临时，轻蔑地直呼“这种人，哼，资产阶级。没什么了不起！”那种敢于把市民们崇拜的电影明星一口骂倒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两者相对照，印象殊深。同是从旧上海文艺界出身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待遇截然不同，实因黄宗英能机灵迎合党的需要而已。党的号召已经发出，难道不够吗？不够。需要加强社会舆论，说出党政文件不便说出的内容。《特别的姑娘》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比如针对许多家庭关于子女体弱，成绩优异这类的想法，党政文件就不好正面批驳，树立一个侯隽这类的典型，侯隽“因品学兼优获得北京市教育局的奖状”；侯隽的“身子又单薄”（《特别的姑娘》第5页和第7页），就可以堵住知青家长们的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