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秀高中毕业照
什么事情都有着一些缘由，说到上山下乡，就不能不说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从1982年开始写作，在台湾和美国已经出了将近三十本书，写到作者简介时，长长的这一段故事总是被省略掉了，生活在台湾的人们不懂得“上山下乡”这个词儿是个什么意思。当然，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结果就是，这些被湮没了的岁月竟然被深深地藏进了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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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在盟军丢失了缅甸、滇缅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担任的工作是保证美国的援华战略物资的“驼峰”运输、协助中国政府装备和训练中国远征军、重新打开滇缅公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东南亚。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顿。当时父亲正驻节新西兰，他赶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工作岗位。
韩秀生父韩恩
这样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见容于1949年之后的新政权，因为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敌对而紧张的，而父亲不但是军人，且与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合作很密切。在新政权眼睛里，他无疑是“敌人”。于是自从抗战胜利离开中国，父亲再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
我却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讬付给一对美国青年，他们带我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远亲赵清阁女士。直到1978年我重回美国之后才知道，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形下被送走的。当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了。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的无法言传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韩秀生母赵韫如，1947年在耶鲁大学。
我是跟着外婆长大的。外婆是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作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婴儿时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学了一口无锡话，又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虽然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了家里，靠修缮书籍谋生。那时候许多人仓皇离去，许多的珍本书流落街头中国书店用麻袋送来残卷，外婆将它们整理成一套套的线装书。做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现在正流行德国作家冯克的一部书，叫做《墨水心》，里面有一位书籍装帧师莫提玛，每当我读到他把一卷修书工具打开的时候，就会想到外婆那一套工具：在一个缝得结结实实的青布卷囊里，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刀剪之外，还有许多厚薄不一的竹片，它们被磨得温润无比。
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她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外曾祖母给她压在箱底的呢。于是，从外婆那里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我还记得那一架木头做成的订书机，外婆坐在凳子上，订书机哐当哐当地响着，线绳整齐地穿过修补好了的书页，将它们装订成板板正正的书册。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成了我的启蒙课本。我四岁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书将我引进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大门。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的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近些年来东西写得稍微多些，有人说，这人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行起事来却是地道的中国人，而且不是现代的中国人，而是古代的中国人。我想，他们之所以一语中的，无非是看到了感觉到了中国古典文化对我的深刻影响。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深深感激外婆当年的睿智。
外婆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单位”，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没有波及到她。外婆娘家和婆家的亲戚们在土改当中都被整肃得七零八落，她却早早就离开无锡的大家族了，靠薪水吃饭，成分便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不算太“高”。如此这般，一直到文革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较平静。
韩秀的外婆
少年时还有一些际遇也很有意思。前面谈到的赵清阁女士是外婆的远亲，我唤她“清阁姨”。因为她在戏剧与小说方面有一些成就，文化圈里的人们都尊称她为“先生”。赵清阁女士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们说，舒庆春写剧本完全是赵清阁推动的结果。我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深远，只知道，清阁姨一生未嫁，单身住在上海，而老舍先生与妻子儿女一大家子人住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