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自缢身亡。在自杀当天早上，田家英曾在家中密会了朱德秘书何均。当时田家英的表现十分诡异。事后，何均只追忆出田家英当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本文摘自2010年10月9日《羊城晚报》，作者王凡，原题为《田家英之死》。
1952年，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与夫人董边、女儿曾立合影（图源：小莽苍苍斋清代学者书法展）
田家英死于1966年5月23日，是“文革”开始继邓拓之后的第二位牺牲者。
田家英是含冤而死，这一点没有疑问；田家英死于自杀，这一点也没有疑问———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家属那里。
但是，近来有境内外杂志却另有说法，认为田家英死于他杀，并言之凿凿地拿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档案局”等权威部门的档案文件为证，令人莫辨真伪；一时间网络上沸沸扬扬，议论纷纷，连百度“田家英”词条上都赫然断定“关于田家英的死疑点颇多，官方披露是自杀，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是他杀……”
那么，历史真相究竟为何？
田家英（1922-1966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本名曾正昌。
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他首先入陕北公学，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他当时给《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杂文，其中千把字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非常欣赏。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便让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
1948年，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从此，这位26岁的“家教”深得毛泽东信任。他除一直任主席秘书外，还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田家英是管事最多的一人。他不仅掌管着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还用十多年的心血为毛泽东建立起一个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十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用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在难得的闲暇中，他到荣宝斋等旧店铺购买和搜集字画，往往买回来先送到毛泽东那里，两人共同欣赏切磋。
1965年末，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海瑞罢官》的问题，田家英整理记录时，认为这是有关文艺的插话，与谈话主题无关，将这段话删去。此事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停职反省”；第二天，他在毛泽东藏书室内饮恨自尽，离开人世，年仅44岁。
据说，毛泽东去世前不久曾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着说了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1980年，中共中央为田家英举行追悼会，评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令人惊悚不已的档案
1994年，笔者与田家英子女合作，写过一篇《永福堂内的一幕悲剧———一些老熟人对田家英最后岁月的追述》，对田家英之死有比较详细的记叙。
然而这半年来，笔者连连收到几篇标题虽不尽相同但内容几乎如出一辙的文章，列出几件所谓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档案，从田家英系开枪自杀一步步演绎为被汪东兴在得到高层授意后示意内卫枪杀，读之让人惊悚不已。
文章依据的所谓档案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〇〇六六一二）号档案”，“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〇-四-〇〇九〇一四〕号档案”，“中办〔一九八〇-五-〇〇七九七〕号档案”三种。
且不说内文都没有依照特定的格式，也没有档案原件的图影为证，仅从杂乱无章的案卷编排，一看就让人觉得可疑，编造者如能事先请教一下档案专家，或许不致编得拙劣若此。
我们暂且先把档案的可疑放置一边不谈。就其内容而言，所谓“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称：“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所谓“中共中央档案局档案”声称是汪东兴的笔录。其中写道：“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当时气氛激烈，内卫朱国华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
所谓“中办档案”的记载最无规矩，更像是小说梗概：“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
三件档案，三种说法。即田家英死于用手枪自杀、内卫失控误杀、汪东兴下令射杀，惟在田家英因枪击而死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在曾对田家英之死做过较多调查了解的笔者看来，三种说法无不与真相悖谬。
然而到网上一查，却发现相似文章正被大量转发传播，难道说“谎言不可能走得很远”在今天已经不是定律？
为此，笔者于近期再度寻访了田家英之死的知情者及到过现场的人，并针对关于田家英死于枪击的三种谬说，同他们做了更为详尽的交谈。本文的陈述，对1994年旧文做了较多补充，且对枪击之说做了一些辨析。
5月22日下午，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
1966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到第10天，通过了标志着“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四人问题处理的中央专案小组。尽管在《五一六通知》通过次日午夜，就发生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事件，但会议的部署，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5月22日，是个星期天。下午3时左右，以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行动带着几分神秘，事先没有打任何招呼。
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的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溜达到瀛台去了，只有妻子董边在家中。
约莫半小时后，田家英回来了，看到客厅在座的几个人，颇觉意外。这的确是个比较奇怪的组合：安子文，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王力，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此刻已是能够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戚本禹，曾是田家英的下属，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干部，已调到《红旗》杂志近两年。
安子文没有让董边回避，对她说：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吧。
他随后照本宣科地说道：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现在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宣布后没做什么解释，也没容田家英说什么。
据王力的回忆，安子文对田家英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进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戚本禹回忆说，整个谈话过程，安子文的态度是平和的，只是说田家英有错误，没有说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没有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当时流露出的表情是无奈和委屈。
戚本禹说他在田家英的家里用红机与汪东兴通了话，告知安子文与田家英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汪东兴遂派中办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还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戚本禹工作。
在戚本禹记忆中，王妙琼大约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到永福堂，文件清点到五六点左右。安子文、王力先离开了，戚本禹随后去了汪东兴的办公室。清点出文件文稿等交接时，戚本禹不在现场，是王妙琼打电话告诉他的。但后来田家英亲属向王妙琼询问情况时，她回忆说，她到永福堂清点文件是后来的事，所谓“后来”，是指田家英去世之后。
从来人以后到整个晚上，董边都在帮助田家英清点文件，包括代中央起草的各类文件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稿、以及田家英为研究党史长年收集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及各个时期的讲话。
据董边回忆，来人都走后，田家英和她仍在清理有关的文稿。田家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质粗糙的小本子，内容是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建国初田家英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并让董边誊录了一份。他对董边说：“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董边说：“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边眼前举了举，才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稍稍休息后，田家英打开了一个此前瞥了好几眼，却一直没有打开的精制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
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这是他做毛泽东秘书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但他都没有丢掉而是收集了起来。因为田家英酷爱毛泽东的书法，同时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当年毛泽东写出后感到不满意扔掉，被田家英捡起保存下来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佳作。
以往，田家英时常抚摸着精制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着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游移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