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权力柱石之一，军队占有大量资源，而“军”字又是最好的保护伞。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与十八大之后成立的中央深改小组、网信小组、国安委等一样，属于最高领导人领衔的顶层机构，军民融合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此机构的成立颇令外界费解，因为由最高领导人亲自执掌，要么是改革、财经、对台、国安这些事关国家大局的传统重大事务，要么是网安和资讯化这样已经高度嵌入各领域各行业的特殊工作。而与这些相比较，军民融合似乎是分量不够。
实际上这一机构的成立，有着现实与长远的多重考虑，亦与近两年的反腐、治党、治军、人事布局等多项工作有关联。军民融合，即军用与民用的相互融通合作，不仅是狭义的经济、技术领域，而是广泛涉及国家方方面面，涉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共用，包括交通运输、科技教育、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就业安置等。
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权力柱石之一，军队占有大量资源。在这几年的军队反腐中，武警系统与后勤系统成为重灾区。而二者的共同特点就是与掌握土地、房产、物资等资源，且与地方联系密切。而“军”字又是最好的保护伞，一旦贴上军用标签，各监管部门都避而远之。尤其在房地产市场一路飙升的情况下，土地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从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到郭伯雄之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都曾大量倒卖或寻租军用土地资源，谋取暴利。一方面是民用资源不足，一方面是军用资源挪用或废置。这是军民双轨制的一个缩影。在国企、基建、科研等方面，亦存在军民各搞一套、互不沟通的相似情况。
在本轮军改之中，裁军30万的重任需要大量岗位安置转业或退役官兵。这已经是掣肘军改顺利进行的最大障碍，这些工作同样需要一个联结党政军3大系统的协调机构来推进。过往，在中央部委及地方方面，设有相关职能机构和机制安排。譬如，国家发改委新设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司，工信部设有军民结合推进司；地方层面，惯例由省委书记兼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省长兼任省国防委员会主任；军队层面，军改后新设的军委国防动员部接管省军区系统，是军方推进军民融合的机构，而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军民融合局，则负责军民融合政策规划设计。
这些单位之间有着松散的联系，决策力及执行力均显不足。军民融合委的成立，则将以一个实体化机构，实现权力大整合。由于军民融合委向政治局负责，属于党的机构，此举更可将原本政府系统的军民融合职能，集中收纳到党务系统，强化党管一切。
在中国的国企系统中，军工企业是地位最高的一个群体。53家副部级央企中，排在前11位的都是核工业、航太、兵器、船舶、航空、电子等军工巨头。由于国家的特殊支援，军工企业最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取得不少技术突破，但存在着民用转化不足、体制机制滞后等弊端。在国企改革中，军工企业改革已被列为重头。十八大之后，“军工系”高官异军突起，成为政坛一直特殊的重头力量，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包括现任重庆市长张国清、广东省长马兴瑞、辽宁省长陈求发、湖南省长许达哲、河北省长张庆伟等5位省级行政首长出身军工企业，占到全国总数六分之一。
另外，如浙江省委副书记袁家军、辽宁省常务副省长谭作钧、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樊友山等“军工系”官员前景亦被看好。如此密集的人事布局，突出显示了习近平推进军民融合的意图，即借助这些官员在军工领域的资源人脉，推动与地方及民企的布局。中央军民融合委员会成立后，可以预计将进一步带动省级层面相关工作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