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使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汪东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使用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作人的极限。由于本书作者给当权者留点面子，不欲悉数披露，关键之处用方格子代替了。故笔者只能参考《邱会作回忆录》将这段秘辛记录如下。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带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带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对人的神经刺激，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页８６５－８６６，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页９３１）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８６６）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页９３１）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８６６）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页９３１）
王洪文回忆的重要价值何在？
王洪文是林彪倒台后毛泽东选中的另一个接班人，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参与了那一时期中央所有的主要工作，是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可惜的是，王洪文在１９９２年８月罹癌去世，至今也无人知晓王洪文去世前是否留下任何文字回忆。如果没有的话，邱会作在秦城监狱中与王洪文交谈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无疑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对揭开那段党中央高层内幕有特殊的意义和贡献。
（１）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王洪文说，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有三点指示：１、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对待黄吴李邱；２、对有关的人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３、时间要短，只能是几天。在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毛曾说“林彪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问题影响都大，要是处理得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高级干部，会伤了党的元气。”且毛对专案组搞来的材料都认为不足采信。毛再三告诫政治局委员们说“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也就是说，毛是将黄吴李邱“挂起来”，不急于作组织处理。但康生、江青、张春桥不同意，李德生和汪东兴更是将黄吴李邱往死里整，目的就是撇清他们与林彪的关系，是想“灭口”。（页７１７－７１８）
（２）林彪“死党”名字的由来。王洪文曾听毛泽东说过“按人头办，不要定参加什么‘集团’案。只要那么一定，好多人都会被搞进去，可就不得了了。”后来汪东兴向毛提出，不给林彪的人取个“名字”，叫起来就麻烦了。横竖林彪人早死了，给那些人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页７１７）笔者以为，毛泽东此时还是比较清醒的，知道一提“集团案”就一定搞成扩大化，也妨碍以后毛对黄吴李邱等人日后可能的启用。而后来邓小平竟然将黄吴李邱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仅此而论，邓小平学毛却不像毛，邓的考虑更多的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要林彪、黄吴李邱和“四人帮”一起扛起毛泽东的文革罪责。
（３）“十大”为何开除了黄吴李邱的党籍？王洪文说，他是“十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这个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发动上海等省市提意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李雪峰，并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没什么定论的批示。王洪文说，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最后毛主席很生气地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林彪的雷厉风行容易出乱子、出毛病！官僚主义并不见得都坏，官僚主义有两重性！”（页７１９－７２０）
（４）关于涉入林彪案的人区别对待问题。王洪文对邱会作说，在中央内部，毛主席比较冷静，周恩来很谨慎，但是其他人在严惩你们上是一致的。审查1972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周恩来提过三个方案：1、处理吴法宪一个人；2、处理黄、吴两人，李、邱不作组织处理；3、把四个人继续放一放再说。毛主席倾向于只处理一个人。王洪文说，在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说了话：“黄永胜没有民愤，吴法宪民愤大。”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想只处理吴法宪一个，风趣地说：“这是个以少换多的办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们，以及叶剑英、汪东兴都不同意这么办，事情就拖了下来，维持着把你们关在卫戍区的原状。（页７１８）这里有趣的是，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竟然与“四人帮”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见，政治斗争到了某种程度是不分你我的，彼此对立的政客们为了某个目的有时也可以沆瀣一气。
（５）关于垮台的原政治局委员安置问题。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页７２０）
从王洪文的回忆来看，所谓林彪要搞“政变”，要“另立中央”云云连毛泽东本人都不相信，所以对黄吴李邱采取了“拖字诀”，不想将他们四人一棍子全打死。但是由于“四人帮”的作用，外加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等人落井下石，毛的政策并未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结果一直拖到毛死。而新上台的华国锋、汪东兴就可为所欲为地制造新冤案，到了邓小平时代更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让林彪和“四人帮”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罪责，故黄吴李邱只好被迫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成了毛泽东的文革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