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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勇:翻墙、翻墙 延续百年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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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原来在我们心目中正义的战争,在别人看来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时,越南台差不多天天骂“北京当局丧心病狂”,并把被俘的解放军战士请到现场作节目,说越南人民军如何如何优待俘虏,并痛斥邓小平集团。那时,我们也使用同样的词汇骂越南。于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事件至少有两个版本。

(网络图片)

关于九十八年前的五四运动,我们还记得什么?好像是一群学生闹事。那么,跟“一二九运动”有啥区别?口号、领导者?当然有区别,问题是我们不记得,甚至都不记得它要干吗,只大约知道是要爱国的。那关于五四我们究竟还记得什么?烧房子呀,烧了卖国贼的家。如果没有火烧赵家楼这么有画面感的事情,五四就只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名词。下面是火烧赵家楼胡同的具体记载:

“匡互生心急如焚,这时,他猛然发现大门右侧有一个窗户,他以少年时代练就的武功,纵身跃上窗台,一拳将窗户玻璃击得粉碎,两手用力一瓣,把窗户上的小钢筋拉弯,然后一跃而入,接着又有四五个准备牺牲的同学爬了进去。”

写这段文字的人仿佛亲自参与过,细节之丰富,拧得出水。究竟有多少水分,不清楚。但从常识出发,既然曹宅大门紧闭且坚固,手无寸铁的学生要冲进去,必然要采取一个动作,翻墙。关键就在这里,没有翻墙就没有火烧赵家楼,就没有足够的传播效率,就不会占据全国报纸头版,五四运动就成了五四散步,所以,五四精神关键在于翻墙,伟大自翻墙始。受五四精神的感染,我们六七十年代生的人,比较喜欢翻墙。先是翻学校的围墙,后来是翻信息的围墙。在我们记事的年代,没有互联网,连电视机都极其稀罕,我们翻墙主要通过收音机。

70年代末,中国人民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是,收音机有短波(据说朝鲜现在都没有短波收音机),可以在巨大的干扰下隐隐约约收听到敌台。当时,家里省吃俭用买了一台硕大的收音机,把我开心坏了。买收音机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一想到从此可以在家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就美得不行,忍不住在被窝里哈哈大笑。对一个9岁的小朋友来说,还有什么比在自家听评书更开心的事情了呢?现在的小朋友完全不能理解了,那种幸福的程度终身难忘。

评书每天只有半个小时,晚上就只好瞎折腾,从中波到短波拧来拧去,寻找长篇小说连播,听过《李自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叶秋红》等等。一天,无意中听到了澳洲广播电台,居然比较清晰:“这里是澳洲广播电台,Radio Australia”,当时把我吓坏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敌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一个看法,只要有外语的电台都是敌台。没人提醒,也明白这个理。

慌忙把音量调到了最小,不知道自己恐惧什么,仿佛与生俱来就知道,这样的东西见不得光。在刺激和期待中,又陆续找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越南人民广播电台”“台湾自由之声广播电台”,偶尔听到“美国之音”。那时,屏蔽不了这些电台,政府就组织人员和设备专门进行干扰。在这几个台里,莫斯科广播电台相对比较清晰,跟澳洲广播电台一个级别。越南人民广播电台和台湾自由之声干扰较大,有时有声,有时无声,象一个哮喘病人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美国之音,全凭运气,有时即使把音量开到最大,也不容易听见它说什么,只是增加杂音分贝,而且常常跟其他电台蹿台,一个频率上有两个以上的台,刚刚听美国之音说一句:“共产党集权体制……”然后接下来的却是“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束了十年浩劫……”,好像在听相声。

真正让我震撼的不是美国之音,而是越南人民广播电台。那时,刚结束“中越自卫反击战”,我们小孩子还沉浸在对孤胆英雄岩龙的无限崇敬当中,对忘恩负义的越南充满了切齿之恨。有一天,无意中听到有一个义正词严的声音,凭感觉知道不是中央台播音员,因为那个汉语音调有点古怪,“北京当局在邓小平集团策动下,悍然发动了对越南侵略战争,对越南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云云,使用的词汇和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完全一样,思维方式完全一样,只是把主语和宾语颠倒了。天哪!原来在我们心目中正义的战争,在别人看来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时,越南台差不多天天骂“北京当局丧心病狂”,并把被俘的解放军战士请到现场作节目,说越南人民军如何如何优待俘虏,并痛斥邓小平集团。那时,我们也使用同样的词汇骂越南。于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事件至少有两个版本。

“美国之音”的普通话很标准,只是没有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汹涌澎湃的气势,他们的语气就象聊天,而我们语气很象今天的朝鲜。台湾电台则软绵绵的,不知不扣的“女特务”的声音,跟我们在电影《南征北战》《占上海》里面听到国民党电台的音调一摸一样,只是主语变了。主语是千篇一律的“复兴基地台湾”,好像他们随时准备反攻大陆似的。除了劝降解放军官兵,最多的消息就是用暗语呼叫潜伏在大陆的间谍,跟《潜伏》里面孙红雷收听延安广播电台一样,还经常播放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这是大爱。那时,还没有录音机,我们中许多人最早是通过敌台完成了流行音乐启蒙。

为了不被发现,一般都在比较晚的时候,关上门听。当有人来串门时,除了关收音机,还要把波段和频率弄乱。那时已经比较鸡贼,怕万一某天公安拉闸,突然来敲门,岂不抓个现行,所以不能留下收听证据。收听敌台在当时是一个朦朦胧胧的罪名,没有文革时抓得狠了,但也不允许收听。这些事都没有人教,生在中国仿佛天生就鸡贼,实在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令人恐惧的国家。

80年代中后期,短波的杂音随之减少了些,加上收音机质量越来越好,收听效果好了许多。大学宿舍是我们收听敌台的主要场所,这时,我们基本不听其他的了,只听美国之音和BBC。罗马尼亚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枪毙的事情,我们就是通过美国之音在第一时间知道的,当时喝了一夜啤酒,激动啊。过了一两天,“中央台”才简短的发布了这个消息,没作评价。

进入90年代,收音机制造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步,珠三角是主要生产基地,出现了专门的短波收音机。很小、半导体收音机大小,可以随身携带的那种。先后买过三台,记得在我工资只有四五百元时,为了买顺德生产的德生9701型收音机,花了将近700元。昂贵,但物有所值,超值,9701无愧为“短波王”,可以用外接天线,是我使用过的收音机中效果最清晰的一款。

有了“短波王”,Freedom(自由)亚洲电台走进了我的世界。“观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韦连”“我是主持人北明,北方的北,明天的明”,每天晚上11点以后,开始听韦连和北明等人聊天,常常听到下半夜一、两点钟。韦连现场反映之敏捷,见识之广泛,说话之妥当,是当时所有主持人中的头牌。就反应的敏捷程度而言,到目前为止,美国之音的主持人都没有谁能够达到韦连的水平。不过,打电话去现场的人大多只是发泄,没什么意思,主要想听韦连应对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机智。

21世纪进入网络时代,随着无界浏览、自由之门等翻墙软件的运用,“短波王”逐渐被淘汰了,还有一个叫“龙卷风网络收音机”的软件逐渐替代了“短波王”。在汹涌而来的信息面前,人变得平静,对于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和极端辱骂的语言丧失了兴趣,总的感觉是,理性而有深度的好文章越来越少,再没有了躲在被窝里收听Freedom亚洲电台时的幸福感了。

有时,一两个礼拜都不登陆那些网站,很多时候看标题就知道内容是什么,知道其大概会使用哪些词汇。许多国外网站还没有做到象他们所批评的对手那样与时俱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不断更新翻墙软件,就算完全不用也要更新,因为那是一个态度,它表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墙。只要有墙,我们就一定要拥有翻墙的工具,这或许也是无权者的权利之一,也是五四精神的伟大延续。

九十八年前的人,靠武功翻墙;三十八年前的人,靠收音机翻墙;今天的青年呢?VPN、VPN、VPN,重要的单词写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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