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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宁:六四屠杀后 中共官方媒体人群起抗议

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新华社前副社长的李普在此前接受大纪元的电话采访时表示,坦克大规模的上街,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六四这样的事,慈禧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惟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而这样干了的中共在将自己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同时,也在等待着清算的那一天。

杜宪、薛飞身着黑衣播报六四屠杀(网络截图)

“六四”镇压前,走上北京街头反腐败、争民主的还包括中共官方保有良知的媒体人。前新华社新闻部主任张万舒2009年在香港出版了有关八九民运的《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该书揭露了“六四”开始至中共军队进入北京城的内情,包括军人笔录在群众力阻下,如何调动十万兵力,甚至不惜换上便装,以六条路线赶及六月四日前进驻天安门广场,揭开流血镇压的序幕。书中使用的都是第一手采访资料。

书中还披露,在学运期间,新华社有四百多名编辑、记者曾参加游行并声援绝食学生。这样的情况在人民日报社、央视等中共官媒也同样出现。中共内部“倒戈”恰恰说明中共是如何的不得人心。那么,在中共开枪屠杀学生和民众后,这些媒体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当年反抗中共的媒体人身在何处?

央视播音员黑衣出镜

很多人都记得,1989年6月4日19时《新闻联播》,央视播音员杜宪和薛飞身着黑衣出镜。他们语速缓慢、沉重的播报了六四事件中共戒严部队开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新闻,杜宪最后以“请大家记住这黑色的日子”作为新闻的结语。那一晚,让很多人难忘!

杜宪和薛飞为公开抗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二天他们就被停止出镜播音,紧跟中共的李瑞英和罗京取代了他们。杜宪和薛飞的主播生涯就此结束。杜宪被调到了经济部当编辑,薛飞则被调到专题部《神州风采》节目组做纪录片。

有文章透露,在杜宪到经济部报到时,全体同仁离座起立欢迎,鼓掌长达数分钟,令杜宪热泪盈眶。而薛飞报到那天,虽然央视高层下了特别指示,但仍受到了“热情而不过分”的欢迎。公道自在人心。

后来,杜宪离开了央视,做过主持,最后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任副教授。而薛飞也从央视辞职,1992年远赴匈牙利经商,2001年回国。2014年7月9日,薛飞接受了香港党媒凤凰网的专访,薛飞表示:“学生当时反的是对的,他们的焦点就是反腐败,如果那个时候把这事杜绝了,哪有现在这么费劲,还得打大老虎。”“这个东西不是我个人的历史,是中国的历史和北京所有老百姓的历史。你问任何一个北京老百姓都会告诉你这个历史,这是大家共同的东西。”访谈引发网友共鸣,但很快即被删除。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谴责中共

6月4日早上6时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台播出了这样一份新闻稿:“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事后人们得知,撰写这份新闻稿的正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他当时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这份新闻稿浓缩了他6月4日早上在路上所见、心中所想。因为这篇报道解放军镇压情况,讉责政权行径的新闻稿,吴晓镛失去了4年人身自由,并连累了吴学谦的仕途。后来吴晓镛移民美国。

2014年,吴晓镛曾接受香港商业电台简短的采访,他表示对当年的行为并不后悔。他亦表示,在外国讲假话的代价大;反观中国,则是讲真话代价大。他说,当时他虽不赞成学生的活动,但更不接受中共军队伤害人民,加上有同事丧生,因此决定讲真话。

《人民日报》报导中共开枪

《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还透露,因为中共官媒记者、编辑对学生的支持,中共喉舌出现了“失控”的局面。当年5月下旬,中共中宣部成立了“中央新闻报道指导小组”,提出七条指导,藉以控制报道方向。七条指导包括“要报道戒严的必要性”,及“一个多月以来攻击党的反动言论,要逐渐进行批判”等。新华社原社长穆青闻后坦言,根据上述要求,这种报道非常难写,而且记者的抵触情绪很大,也不愿写。

当时《人民日报》采用擦边球方法发表“戒严第一天”。但至6月3日晚上,张万舒收到前线记者报告指军队开入木樨地,军队终于开枪的消息,穆青闻言痛苦的说﹕“今夜,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另一名副社长郭超人说﹕“历史将不会忘记这一夜”。

《人民日报》的编采人员对此反抗激烈,当时的副总编辑陆超祺,准许记者报导6月4日凌晨军队入城开枪情况,该报道题为“北京的一夜”,最后陆超祺被撤职。

中青报记者不写报导

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曾表示,因为中宣部向所有媒体传达指令,并成立中央新闻指导小组,控制报导方向,当时各个媒体难以执行此指令,因为编辑及记者消极抗议,不愿按照新闻小组的报导方向,作非事实的报导。中青报的编辑记者也不写报道,从五月底直至六四开枪事件发生,整整一个月,全部用新华社代稿,记者不作报导。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出走美国

曾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许家屯,“六四”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他默许中共驻港机构支持学运。在“六四”惨案发生后,许家屯亦出走美国,后被开除中共党籍。2016年在美国去世。

结语

关于中共媒体人的反抗,因资料有限,尚无法一一列出,但肯定不止文中提到的这些。作为中共体制内的媒体人,他们对于中共的腐败、撒谎成性、凶残、黑暗应该有更多的了解,而当年他们的选择也在秉持着良知。无疑,“六四”的枪声让他们更加认清了中共的本性。

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新华社前副社长的李普在此前接受大纪元的电话采访时表示,坦克大规模的上街,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六四这样的事,慈禧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惟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而这样干了的中共在将自己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同时,也在等待着清算的那一天。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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