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晚，清华大学南城府街的刚秉庙，夜色凝重，一代大儒王国维的灵柩停放于此，一群年轻的学生站在灵前，含泪行三鞠躬礼。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教师来到门口，眉头紧蹙一言不发，走到灵前“咚”的一声跪下，行起了三跪九叩大礼。
这位中年教授叫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傅斯年称之为“三百年来唯一人”。这也是陈寅恪一生之中第一次当众下跪。
两年之后的夏天，清华国学院停办，为了纪念王国维，该院募款为其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面由梁思成设计，碑文则由陈寅恪撰写，文中写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既是对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盖棺定论，也是对陈寅恪自身治学旨趣的坚守与独白，而陈寅恪一生的风骨与悲怆也将与这句话紧密相连。
三代英才，洵不多见
1890年7月4日，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他的祖父陈宝箴，是少见的实干型政治家，眼界开阔，敢于变革，未出道时就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官拜湖南巡抚，是维新变法时，唯一响应中央的地方巡抚。
他的父亲陈三立，则是晚清著名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称之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陈三立已85岁，却仍在梦中狂呼“杀日本人”，最后忧愤绝食断药而死。
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传承、重渊源的国度里，这样的出身足以让人望而却步、肃然起敬了。
然而，作为官三代的陈寅恪来说，却依旧是光彩照人、风流丝毫不输先人。
真正的学问家
由于家学渊源藏书丰富，陈寅恪自小就得到了良好的古典训练，旧学根基很早就已确立。虽然出身于官宦家庭，陈寅恪的父亲却不主张儿子科举应试，求取功名，而要他们受西式教育，接受西洋知识。
从1910年开始，陈寅恪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留学生涯，先后求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前后十六载，仅语言就掌握近20种。
曾有学生问唐筼（陈寅恪的妻子）：外传陈老师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筼说：其实没有这么多，也就十七种而已。
是啊，也就十七种而已。
最令人惊叹的是，陈寅恪留学十六年，却没有考取一个学位。陈寅恪不以为然，“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他是为学问而来，不是为学位而来。
每天一早，陈寅恪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整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在饭店吃饭时，每次都叫最便宜的炒腰花，别人以为他爱吃腰花，后来才知道，不过是为了省钱而已。
以陈寅恪的家境而言，是不用愁吃愁喝的，他却用省下来的钱都拿去买书了。常常是“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已充橱盈笥”，不但自个买，还劝别人买，结果身边的同学也按捺不住，跟着出大血本从书店搬了几橱回来。
其用功可想而知。
难怪杨步伟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
清华学苑多英才
1925年秋，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进行大学改制，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并听取胡适建议，采用宋、元书院时期的导师制度，由吴宓担任研究院主任，聘请大师，主持筹备事宜。
第一位延聘的导师是王国维，清帝国最后一位帝师，左手叔本华，右手甲骨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学者，这第一把交椅，王国维当之无愧。
第二位导师是梁启超，掀起巨浪滔天的时代风云人物，学界有言：“太炎为南方学术泰斗，任公（梁启超）为北方学术界的泰斗。”其影响自不用说了。
第三位到校的是赵元任，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号称“汉语言文学之父”，也是不错。
还差一位，梁启超推荐陈寅恪。
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又问：“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火了：“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价值。”
曹一听，不再犹豫，请。于是就有了后来清华园“四大导师”的传奇。
是年隆冬，陈寅恪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驶往东方故国的邮轮，来到了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开始了他传道、授业、解惑的传奇人生。
这一年，陈寅恪37岁。
“三不讲”教授
陈寅恪上课非常有特色，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书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讲过的我不讲。”人们称之为“三不讲”教授。
有人不信，后来发现陈寅恪确实是纵横古今、贯通中西，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时，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都讲得一清二楚。
于是，就有不少教授慕名前来听课，包括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
吴宓更是陈寅恪的忠实粉丝，几乎是风雨无阻，每当陈寅恪上课的时候，他就拿个小本子，坐到教室的最后排，像个小学生，抬头看老师，低头做笔记。
上完课后，陈寅恪问吴宓，我讲得对不对，吴宓连忙点头应答，对的对的。
连远在城内沙滩的北大学生也成群结队，穿过西直门，慕名跑去偷听。那时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常有土匪出没打劫，甚至不惜杀人越货，铤而走险。
即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意冒险出城，常常是人手拿着木棍铁器成群结队而行。于是，就有了这样奇特的一幕：在陈寅恪上课的教室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兵器”。
这才是真正的求知年代。
听过陈先生课的季羡林回忆说：“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光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所以郑天挺称陈寅恪为“教授中的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拿四百块的工资
就连民国狂人刘文典也对陈寅恪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清华大学里，沈从文只配拿四毛钱的工资，朱自清可以拿四块，他刘文典可以拿四十块，而陈寅恪可以拿四百块。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刘文典之邀出考题。陈寅恪的题目却非常的“简单”：除了一篇命题作文之外，只要求考生对一个对子，对子的上联却只有三个字：“孙行者”。
陈寅恪的试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论，绝大多数的报刊认为，时代如此进步却还用这种传统古老的方式，简直就是食古不化，开历史的倒车。
陈寅恪不以为然，对对子才是中国传统语言特色的精髓，是中文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独特之处，哪怕学问再高，不懂本国语言的精髓，也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
而陈寅恪游学国外十多载，精通外语十多种，可终其一生，都坚持用文言写作。
事实似乎也印证了陈寅恪的先见。
看似“简单”的问题，绝大部分的考生却都交了白卷，只有一个考生的“祖冲之”得了满分，他叫周祖谟，后来成了著名的语言学家。
而陈寅恪心目中的最佳答案是：“胡适之”。
近死肝肠犹沸腾
只是，命运之神却并不喜欢眷顾这样的英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中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没有几净窗明的书斋，也容不下从容缜密的研究。
此时，陈寅恪正奔波于父亲的丧事之中，国恨、家愁交叠而来。他的右眼也因急火攻心而导致视网膜剥离，必须及时手术，不可延误。
但做了手术，就必须修养一段时间，一修养就恐难逃出日本人之手。
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待“七七”守孝期满，便拖家带口，离开北平。
最后还是友人帮忙，将陈氏一家从火车的窗户口拖将上去，才有幸赶上南下的火车。
到达西南联大后，陈寅恪右眼已失明，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而托运的书籍也在长沙悉数毁于战火。
即便如此，陈寅恪依旧通宵达旦、备课写作。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陈寅恪在一间透风的茅草屋里，就着小板凳，对着一口大箱子，写下了著名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字字珠玑，足以藏之于深山。
行止两难，进退维谷
1939年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院的职称，牛津大学亦聘请其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专职教授，并为其配好副手，虚席以待。
陈寅恪两度辞谢，但考虑到英国先进的医疗技术或许能为其眼睛提供一丝希望，陈寅恪才答应就聘。
这年暑假，陈寅恪携家人前往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却不料欧洲战火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
在给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这样写道：“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住，不知兄何以教我？”
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次赴香港等待机会，刚到香港，中国驻英大使却发来电报，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
恰在此时，日军切断了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昆仑关失守，回去的希望也被打破，陈寅恪被阻香港，进退维谷。
第二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同日，日军进攻香港，香港失守。
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要员和学界名流，国民政府派飞机抵达香港。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议，国学大师陈寅恪当之无愧地排在了“抢运之列”。
当陈氏一家于兵荒马乱中赶赴机场时，却被一大批保镖无情地挡在了圈外。
阻挡者乃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和二小姐孔令俊，仗着权势滔天、人多势众，正从容地指挥随从将自家的洋狗、家私，甚至私人用过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然后强行起飞，消失于烟雾弥漫的天空。
甩下一群学术名流于凄风寒雨中悲愤交加、捶胸顿足。
两小时后，日军进驻机场。
被困香港的陈氏一家，生活状况堪忧，“食粥不饱，卧床难起”，而香港与大陆之间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
比这更可怕的是，还有陈璧君之流派人前往陈家，威逼利诱，企图说服陈寅恪到日伪区任大学教授，被陈寅恪冷冷拒绝。伪港督还拿出20万的军票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刊物，陈寅恪再次拒绝。
威逼利诱不行，就大献殷勤。
日军知道陈家生活艰苦，便立马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饿死，也绝不摧眉折腰。
最后多亏了刘文典、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为陈寅恪筹集经费，又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九死一生，终于返回大陆。
1944年12月12日的清晨，陈寅恪睁开双眼，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
日暮苍山远
1948年北平的冬天，阴云密布，寒风萧瑟，一场改朝换代的世局嬗变正在进行。12月15日，一架直升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游走于政学两界的北大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国民党“抢救学人”运动的序幕。
和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陈寅恪以及他的一家，以陈的学术造诣和地位，足有资望成为第一批离开北平的学人，这一年他五十八岁。
飞机在南京降落时，蒋介石亲自接机慰问，并劝说陈寅恪去台湾。
陈寅恪婉言拒绝，对于国民党抗战时期意欲控制学界的做法，他深恶痛绝。1949年1月20日，陈寅恪接受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盛情邀请，来到了潮湿热情的南国校园。
第二天，岭大学报刊出重要消息：“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牛津大学聘为正教授”“驰名海内外……”评价之高，甚为少见。
国民党却一直都没有放弃劝说陈寅恪离开大陆的想法，9月份，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甚至拉着财政部长徐堪，亲自向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劝说陈寅恪去香港，并许诺：“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十万港元及新洋房。”
陈序经当即回答：“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房子给他住。”
陈序经的话并非一时冲动，对于“三百年一出的人才”，陈序经看的比什么都重，陈寅恪在岭大的薪水无疑是最高的，甚至比很多教授高出两三倍。
在后来的中山大学，还流传着这样一件轶闻：
某次陈序经于陈寅恪同乘一辆小车进城。恰逢走到某处司机要倒车才能绕行，陈寅恪忽与陈序经打趣：“陈校长，快捷如小车有时要倒到车才能跑得快，你的全盘西化怕也要倒到车喽。”陈序经闻言只是笑笑。
只是，这样的好日子却并不长久。
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历史研究所，包括上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拟任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三所的所长，此时的陈寅恪已在潮湿热烈的岭南重新构建起独立自由的学术世界。
陈寅恪的学生汪篯主动请缨，以“使者”的身份，带着满腔的热情以及接受了新思想的喜悦，南下劝说陈寅恪重返北京就职，汪篯以为他的这次行动志在必得。
11月21日晚，汪篯将郭沫若、李四光的两封信转交给陈寅恪，并说明来意，还用一种“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劝说陈寅恪跟上时代的步伐，北上就职。
陈寅恪不敢相信这个自己曾经十分欣赏的学生，竟会用这种充满了“时俗”的口吻来“教育”自己。于是勃然大怒，对着汪篯吼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第二天早上，陈寅恪作出了答复，由唐筼执笔书写，让汪篯带回北京，答复中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对当时来说，这样的话简直就是惊世骇俗！
陈寅恪的助手劝他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没有必要说假话。”
助手问：“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
陈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汪篯的谈话显然激怒了陈寅恪，原本寡言少语的陈寅恪却意外地连续两天，“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骂得是恣意酣畅，痛快淋漓。
而历史似乎也证明，那些陈寅恪所评点的一些学人在以后痛苦不堪地人生道路上，似乎越走越远，原本的坚守与初衷早已淡然无存。
遗憾塞乾坤
陈寅恪以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陈寅恪属于后一类，既是贤者，也是拙者，这样的人，注定是沉沦不遇，难为时代所容。
从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便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交代，因其对“反对人民、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被“造反派”和校方屡屡勒令重新补充交代。
1967年4月2日陈寅恪递交了一份声明，声明中写道：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从始至终，陈寅恪都没有诋毁过任何一个人。
然而，如此“顽固恶劣”“不合作”的态度，显然是要引起“群众”“愤恨之极”的，在当时编写的一份形势报告中，是这样描述陈寅恪的：
“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国家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却是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一张张大字报很快贴满了陈寅恪的室内，门、床、墙、衣柜，甚至陈寅恪的衣服和头上都被白纸黑墨所包裹，难辨人形，并将屋内可拿之物全部拿走，拿不走的统统捣碎。
造反派甚至想把已经瘫痪在床的陈氏抬到学校大礼堂上，让群众公开批斗，多亏历史系前主任刘节看到，冒死劝阻，以自己代替老师挨斗。
站在批斗台上的刘节，被各种羞辱折磨一番后，有人问他有何感想，刘慨然道：“我能代表老师挨斗，感到很光荣！”
如此“有种”的话，显然激怒了群众，接下来便是一顿耳光加毒打。
陈寅恪虽免此一辱，但造反派觉得这样“不过瘾”，知道他虽然看不见，但可以“听”，便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以听觉达到摧残目的的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陈寅恪地床前。
美其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书中回忆道：
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
一个连牛津大学都愿意虚位以待的大学者，在最后的日子里，却连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尊严都没有，只得苟延残踹，屈辱地等待着死亡之神的降临。
陈寅恪的妻子唐筼也在这年夏天因为过度折磨而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两人陷入“生不如死”的境地。
1969年，过年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住了十六年的家，因为“工宣队”看中了这座楼房，要用来作指挥部。一位对陈寅恪晚年甚为了解的朋友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陈寅恪不搬家，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
陈氏夫妇被迫搬到了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此时陈氏已病得连吃一点儿汤水类的“流食”都已困难，瘦得不成人形，有少数亲友偷偷登门看望，见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11月21日晚，陈寅恪的妻子唐筼也追随九泉之下的丈夫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