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江西省萍乡市检察机关对一起罚金量刑畸轻的特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假药案提出抗诉后，法院采纳抗诉意见，终审判决改变部分犯罪事实认定，并将一审判决判处的110万元和50万元罚金，改判为4010万元和360万元，罚金总额增加了4210万元。
据报道，一审认定两名被告在生产、销售的保健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金额1700余万元，销售金额277万余元。众所周知，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应当判处生产、销售金额2倍以上的罚金。既然一审认定生产金额1700余万元，销售金额277万余元，为何只判处100余万元罚金，而不依据有关司法解释，判处生产、销售金额2倍以上罚金？
毫无疑问，二审的判决才是正确的。一审判处罚款加在一起一共是160万，检察院一抗诉，二审就变成了4370万，竟然比一审多出了27倍还多。我不知道一审法院是怎么判决的？为什么这么判，为何要“助纣为虐”？难道一审的法官连这么简单的账都不会算，真全是不学无术的家伙？幸亏有检察机关的抗诉和把关，如果萍乡市检察机关和聂树斌案、呼格案的检察机关一样，那可就麻烦了！
长期以来，假食品、药品泛滥，屡禁不止。我们一直认为是监管部门工作不力，可是现在看来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本应判处罚款是4370万，结果却被判处160万，少了整整27倍。既然用假药害人的法律成本如此之低，谁还会在乎法律的打击？既然制造出售假药毒药风险这幺小，利益这么大，谁还不争先恐后？违法成本低，违法犯罪者当然比比皆是了，中国的假药就是在这样的纵容下遍布全国的。
从160万变成了4370万，从无期徒刑一下子变成了5年有期徒刑……当然了，即使同一个案件，也不见得前后判决就一定必须一模一样。可再不一样也不能有这么大的差距吧？中国的法律就是这么神奇，神奇的让你一头雾水。不管有意无意，这些“神奇判决”的存在，起码说明某些执法者已经成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为什么我们高喊依法治国，这样的“神奇判决”却此起彼伏？这是水平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呢？
经过检察机关的抗诉，二审终于让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给这起特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假药案画上句号。要不然岂不是便宜了这两名犯罪分子，谁能保证他们不会重操旧业重新害人？可是，我觉得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必须搞清楚一审为什么如此轻判，这背后到底有没有别的原因？制售大量假药一审轻罚，检方抗诉后加罚肯定不能就这么完了！谁判的案子谁必须负责。连三岁孩子做了错事都应受到处罚，何况执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