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表面温文尔雅、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但内心实为魔鬼、丧失了基本人性的中共党员不在少数，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乃是康生。纵观康生的一生，可以说，他作恶多端，死前亦遭受严重的精神折磨，死后则为人所唾弃。
莫斯科实施迫害小试牛刀
1898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一个书香世家的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受祖辈影响，康生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尤其擅长书法、绘画，其艺术造诣被认为是众多中共领导中最为优秀的一个。13岁时，因与他人在村里殴斗，被其父关了禁闭。后来在他人的帮助下前往青岛中学学习。
1924年，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张溶，其后加入中共，并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曹轶欧。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康生开始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其后与周恩来、陈云等人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与保卫工作。因顾顺章背叛中共，中共地下党处于危机之中，康生遂在1933年被派往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与王明关系密切。
在苏联期间，恰逢斯大林发动了“肃反”运动，在王明等人的指示下，中共在莫斯科成立了肃反办公室，负责处理旅苏中共党员干部。王明为办公室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康生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使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而这不过是其小试牛刀。
延安炮制系列冤案
1937年，康生回到延安，负责中共的情报机关。据大陆出版的《毛泽东与陈云》一书披露，从1937年起，康生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炮制了几起著名的“特务”案件，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敌情”严重性的观念。最著名的有三大案件。
一件是钱维人案。钱维人原是边区公路局长，国共合作开始时，他曾负责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建筑公路之事。康生多次说他是“内奸”，后下令将其逮捕。
一件是王遵及案。王遵及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来到延安。康生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下令将其关押起来，进行逼供，曾三天三夜不让其睡觉，要她承认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成员。1939年，康生亲自写信，要求严讯王遵及，使其承认是复兴社特务。
还有一件是李凝案。李凝原是中共东北地下党员，曾被日本人逮捕，后经家人保释出狱。她于1938年到延安，1939年7月突然被边区保安部门逮捕。康生逼其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汉奸”。在一次审判会上，康生蛮横地说道：“你长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最后在定罪结论上写道：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内衫；刺探军事秘密等。
上述案件当时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后来都被证明是莫须有的。
整风运动中助“毛”为虐
在回到延安后，见风使舵的康生从追随王明改为追随毛泽东，并通过几件事得到了毛的信任。其中一件是支持毛与自己的同乡江青结婚。在当时众人皆反对的情况下，康生的态度深得毛赏识。
其二，因洞察到毛想树立自己权威的想法，于是帮助毛在1942年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并借机大搞逼供信，将大批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炮制了一大批冤案，将延安变成了一片红色恐怖。
《毛泽东与陈云》一书记述道，1943年3月20日，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根据康生的汇报，刘少奇当天就向华中局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的电报。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开始肃清所谓的“内奸”。
不久，康生就搞出了一个张克勤“敌特”案，并以此为突破口，在全边区范围内大肆反奸捉特，一时间特务如麻，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据毛的秘书和俄语翻译师哲回忆，1943年4月1日晚上，康生召集边区保安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布置工作，提出要抓捕的名单。当时担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问康生：“要抓的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怎么审问？”康生却答道：“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结果这一夜就抓了260多人。
7月，康生在延安掀起了“抢救失足青年运动”。7月15日，担任中共中央审查干部工作主要负责人的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认为延安“特务如麻”，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待的任务”。康生等人接着采用逼供、诱供、劝供以及车轮战术和酷刑拷打的办法，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贵州、陕西、浙江等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诬陷为国民党派遣特务制造的“红旗党”（即假共产党），把许多党员打成叛徒、特务、内奸，造成了一大批冤案、假案、错案。
据说，为了审查出所谓的“特务”，康生还亲自用烙铁烫别人的胸脯，用酷刑虐待犯人。
土改期间的变态
延安整风后，积怨甚多的康生在毛的保护下并未受到清算，并在1945年6月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开始失势，转任山东省委书记等，做基层的土地改革调研工作。
在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期间，康生施行了极为残酷的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使许多人对其产生憎恶。当时，康生发明的众多酷刑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然后，鞭打那匹马，驱使他拖着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把他拖死；把醋灌进受害者的喉咙；用一根马尾刺进受害者的阴茎……康生是否变态，众人自有结论，但康生所为让当地百姓开始仇视中共。
批彭德怀迫害习仲勋等
1948年至1949年，康生出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因不满这样的安排，康生开始撂挑子养病。后因在延安时期骑快马摔伤脑神经久病不愈，康生休养至1956年。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康生得知“八大”为权力再一次分配时机，决定复出。随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并从1957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康生复出后，开始负责中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并负责主持编辑毛选集，1959年，还负责中共中央党校工作。至此，康生掌握了党内的理论工作领导权。中苏关系破裂后，康生还主持了《九评苏共》的起草事宜。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深谙毛之意的康生大力批评彭德怀，并指责其原名彭得华是“野心好大，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1960年康生作为观察员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坚持秉承毛的旨意，与赫鲁晓夫唱反调。1962年，康生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导致小说作者李建彤以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关押审查，而牵连在内的共有6万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康生之残忍可见一斑。
文革再度炮制冤案窃取文物
1966年文革的爆发，又给了康生一展身手的机会。康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毛的默许下，他运用几次运动中掌握的经验，捏造罪名，再度制造了不少冤案，包括打倒贺龙、罗瑞卿、刘少奇、王光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人称“刽子手”。
由于康生具有收藏书画方面的疯狂爱好，如果说，文革前，他还打着“借”的名义久“借”不还，最终归为己有，那么文革则让他完全无所顾忌。资料显示，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生活糜烂
除了以害人、杀人为乐，并拼命窃取国宝，康生的生活还十分糜烂。比如在1959至1961年至少3,500万人被饿死的大饥荒中，康生依旧是尽情享乐，不仅豢养宠物，还专门雇用了一名宫廷厨师，享受皇帝的饮食待遇。
康生还爱抽大烟，并利用权势地位获得毒品。此外，他还曾将演员找到家中，表演模仿男女的床上戏，并用当时十分罕见的录音机录下供自己欣赏；而收集春宫画更是其爱好。
死前的恐惧
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周和王洪文之后。不过，1974年，康生患上了前列腺癌。
据曾在北京301医院麻醉科当护士的陈女士回忆，康生临死前患上了恐惧症，每天24小时要警卫员开灯陪着，病房里要不停地放映电影，只要病房里没有人，他就会恐怖地叫喊，谁谁谁来找他索命了，谁谁谁满身血污，谁谁谁带着镣铐叮当作响，喊得有声有色，听者毛骨悚然。
按照佛家的因果报应来解释，这正是因为康生作恶多端，冤魂来找他索命来了。中共另一个高官陈云就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还有人称其是“阎罗王”。
临死告状
1975年，康生在奄奄一息之际，在毛面前告了邓小平一状，要求毛再次打倒邓，因为邓会在毛死后彻底否定文革。在这一点上，康生还是很有预见性的。
除此之外，当康生发觉毛对江青的态度发生改变后，他对江青的态度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恩来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恩来那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保。
康生骨灰被逐出八宝山殃及后人
1975年12月，康生病死，虽然当时的悼词给予了其很高的评价，但在文革结束后，中共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部分罪行，并决定将其开除党籍、撤销原悼词，其骨灰盒也从八宝山中被搬了出来，由其妻子和儿子领回家中。不过，中共没有承认支持康生背后的正是更为残忍的毛泽东。
因为康生作恶多端，其后代子孙也身遭报应。其儿子化名张小石，是其与陈宜所生之子。文革期间，凭借康生的势力，与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一起篡夺了山东省的大权，王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张担任了常委。后来王被打倒，张小石却安然无恙，并在1975年任杭州市委书记，同时兼任省委常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张小石被免职。后被审查并被开除党籍。之后，张小石悄然回到了山东某地隐居，从此不问政事直至去世。
是鬼不是人、罪孽深重的康生就这样死前不得安宁，死后则是滚滚骂名和不为人所知的更深重的惩罚。还有多少中共高官也是如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