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大佬任志强一改此前的房地产涨价的论调，近日改口称楼市将要暴跌，国家将通过冻结房产交易的方式阻止房价暴跌。9月12日长沙市政府推出定向限价商品住房，长沙房价下降50%的说法甚嚣尘上，地方政府财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关系引发担忧。
大陆新闻门户网站新浪14日刊文称，日前房地产大佬任志强说“国家会用禁止房地产低价过户来制止房价大跌”。任志强的突然改口，他的意思就是说楼市将要暴跌，但是他预测政府会用完全禁止楼市交易的方式来阻止房价暴跌。
冻结交易，就意味着未来楼市将没有交易价值，那么炒房者将彻底被打爆。房子不能交易，杠杆炒房者将一生都背负巨额债务。
之前任志强曾多次预测房地产价格将要上涨。
每日财经网5月报道称，2017年1月任志强在一次演讲中称，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其实是一个政策市，房价变化和政策有直接关系，政府说不让涨就涨不了。房地产和经济无关，房价上涨和货币不产生直接关系。
任志强表示，错误的调控手段会让需求在一段时间以后集中爆发，所以下一轮会比这一轮涨得更高。。
2010年，中国楼市成为一道分水岭。在市场上看空论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志强却发表了房价必涨论，并扬言：“你们还是别当傻瓜了，把幻想放下去吧！”
结果,2010年房价暴涨。全国平均涨幅9.9%，而北京更是暴涨了42%。
2015年，任志强再次发表房价暴涨论：“由于限购政策，2013年和2014年土地供应量减少，2015年房价还将上涨。”
新浪文章称，那么银行回收这些房子怎么处理呢？银行背负的巨额债务又如何处理呢？这依然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未来银行回收的房子如果不能交易拍卖，或将只有出租一条路。
一线城市都已经过了楼市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最快阶段。从目前的趋势来看，除了有“畸形需求”的部分二三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房价涨幅已经趋缓。
二线城市的楼市最大优势在于它对周边区域和城市的吸附力，二线城市楼市风险可归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市场容量大、供应量也大的城市。比如天津，尽管每年成交量在千万平方米，土地供应却超过两千万平方米。
第二类是“量大价低”的城市。典型是重庆和长沙，每年市场交易量庞大，成交均价却处于低位水平。第三类是“量小波动大”的城市。杭州是典型，一旦楼市调控政策出台，就马上反映到市场中去。第四类是量平竞争大的城市。最典型的当属贵阳楼市，在一盘独大的情况下，市场高度集中，房企规模和竞争力更是为众多本土房企及外来中小型房企所不能企及，长此以往，不利于未来楼市发展。
对于三线城市，多数三线城市楼市房地产市场发展仍处在相对滞后的周期，未来发展空间也有限。三线城市楼市最大的风险来自于那些房价较低、均价在6000元/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在成交量低、价格低的市场中，即便是成本控制较好的一些规模房企，项目利润也很难如想象中可观。
据新华社报导，9月12日，长沙市政府推出定向限价商品住房，第一批二十个项目共建设11,682套，第二批建设计划正在制订中。在首批项目中，长沙市芙蓉区新桥小区三期项目将有1,208套房屋推出，其销售价格仅为每平方米4,950元，有人考证，这一价格不到周边地段二手房价格的一半，“长沙房价下降50%”的说法便由此而来。
中国经济增长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为了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八千多万（二零一一年数据）农民失去了土地，近四百万户（二零一一年数据）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中国陷入了垃圾围城的困境。按政府目前透露的发展思路，不少中国人还要二度失去家园。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认为，如此“发展”好有一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早在零八年，何清涟就曾在《中国土地财政走到了尽头》一文中指出,从一九九四年至今，地方政府以建设城市为由，土地出让金不再上缴中央财政，全部留归地方。从此，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被称为各地的“第二财政”。此期间，中央多次打算分润这块肥肉，但遭遇到地方政府的集体软抵抗而未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