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文，出生于柬埔寨金边的华侨，1950年回国。1958年，常修文被组织选中派往柬埔寨工作，夫妻两人，两个普通老百姓经过三个月的高强度训练，即踏上了特工生涯。在柬埔寨，常修文亲身经历、见证了红色高棉的残暴，一个不懂当地语言的华侨，被红色高棉用铁钳凌迟。1975年红色高棉攻入金边，常修文等中国特工不得不撤离柬埔寨。
红色高棉集中营的受难者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边、曾在西贡读书、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华侨常修文，突然被党组织选中，奉命加入中国的隐蔽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集中培训奉派出国我潜回自己的第二故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强度的培训。
1959年元旦后，领导发布了派出命令：目前，有关越南南部的情况，主要依靠一些从南越出来的人提供，质量不高，来源也不够稳定。我们希望派遣自己的干部进入越南南部地区，并在当地立足扎根，以便搜集第一手资料。派出之后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突破南越统治禁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游击队进入金边
红色高棉杀入金边中国特工被迫撤回国内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了金边市区，朗诺的军队溃败逃走。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整个金边的约200万老百姓，必须全部撤离这座城市，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红色高棉在广播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为了防止美国空军的轰炸;另一条则是为了改造“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于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给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十个字：“身份应保密，货物保存好”。这里的“货物”，就是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电台，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红色高棉军队进入金边后，原本当地的居民被赶出金边
红色高棉一拿下政权，就急不可耐地着手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然后推行合作社制度。他们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干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等，统统驱逐到农村，在文盲农民的监督和管制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不让他们吃饱，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撤出金边后，我的无线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贫困山区根本没电，我带的干电池也迅速耗尽)，我和祖国、和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
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山区，我还染上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