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消息传出，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组五位记者的几十名家人在新疆被拘留。显然，中国政府目前在实施中世纪般的家人连坐政策。这样的政策在共产党中国几十年内一直存在。每个对政府提出异见的人在说话行事之前都不得不认真考虑给家人与亲朋带来的严重后果。
自由亚洲电台是由美国政府出钱资助、隶属联邦机构广播理事会管理下的组织。该机构的旗舰就是有七十六年历史的美国之音。我在2011年进入美国之音担任中文部的主任，之前我也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过五年。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到，这两个被中国政府定性为“敌台”的中文部的记者职务，是美国联邦政府里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中文部的记者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他们都有亲人和好友在中国。为了避免连累家人受到迫害，来自大陆的记者们绝大多数不会采用真名实姓来广播。但是，电视记者们却无法避免在节目中露脸。那些露脸的记者是需要有相当勇气的。
中国的情报部门显然也在严密地监视着这两个媒体及其雇员。美国之音的记者在悄悄地回中国探亲的时候，经常遭到安全部门的骚扰。有时候刚刚进门，国安的人员就会追到家门口要求见面谈话。记者在探亲期间被“请喝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谈话中，国安的特工会询问美国之音内部的工作情况，并且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威胁他们“不得从事反华活动”。各方面迹象显示，这些威胁并非没有效果。
不仅记者探亲时遭到骚扰，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也经常被政府部门光顾。这也是中国情报与统战部门多年来常用的手法。事实上，在广播理事会属下的这两个中文广播机构工作，恐怕是美国联邦政府内最危险的工作之一，程度绝对超过了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
在中情局当分析员，个人资料对公众是严格保密的。即便有家人在中国大陆，被中共当局发现的可能性也相对低。况且，即便中方有所觉察，也不会随便去骚扰一个普通中情局雇员，除非那人是中情局派往中国的间谍。而在美国之音或者自由亚洲电台当记者，个人的文字、声音、甚至影像资料每天出现在在公众面前。中国政府要掌握他们的情况是相当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联邦政府就有责任给予他们更多的保护。
可叹的是，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关注，有时甚至还有意向外泄露手下雇员的个人信息。
2017年4月19日，我和我的几位同事对以暴露中国政府内部黑暗资料而闻名的中国富豪郭文贵进行直播访谈。在得知消息后，中国政府对美国之音和郭文贵本人采取了各种威胁手段，要求停止采访。我们采访了一个小时零十九分钟之后，节目被华盛顿的总部强行切断，造成了严重的“419断播”事件。过后，美国之音的领导们为了掩盖他们屈服于中共压力的不道德的做法，指控一线采访记者违抗命令，对五位中文部的记者进行强迫性行政休假。这是联邦政府开除雇员的前兆。
美国之音马上发出声明，对全世界公开了上述决定。他们明明白白地告诉中国政府：不肯断播的是记者，与领导们没有关系。如果中国政府要打的话，这些记者是靶子，瞄准他们就是，连标签都贴好了。
此后，广播理事会与花费了大笔的经费启动了四项调查，一定要证明断播的错误全部是记者造成的。其中一项调查，是企图证明记者们“不符合新闻标准”。有趣的是，广播理事会从北京请来了调查人员，一共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位是中国公民。这中间花了多少钱不清楚，但是带队的却是大名鼎鼎前北京美国商会主席，此人在北京居住了25年，与历届中国高层领导建立了极好的私人关系。
此人担任中国总裁的安可公司也很值得寻味。这家公关公司总部在华盛顿，专门做政府游说。不久前媒体曝出来自联邦调查局的消息说，该公司在美国首都代表俄国铀矿公司进行公关活动，并且与克林顿基金会关系密切。
与其在莫斯科的活动相比，该公司在中国的规模要大得多。它利用在中国和美国两边的关系大做生意，特别是帮助中国公司拿到了不少美国对伊拉克的援助项目。来调查我们的公司总裁在中国如鱼得水，中国政府的最高层过从甚密。此人曾经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为中国政府辩护，让批评中国的美国人“闭嘴”。
就这样一个做大生意的人，为什么要从北京过来接美国之音这么个小小的项目？还要带上两名助理，其中一名是中国人？个中秘密，他们自己清楚。
在其它调查还没有开始之前，美国之音的高层急切地将这五位记者的私人资料——包括他们护照上的姓名、个人简历、住址、电话、电邮，等等——全部送给了这个人和他的中国助理。这位中国助理逐个去通知被休假的记者，要求他们去回答调查团队提出的所有详细问题，其中包括美国之音中文部内部各种运作的详情以及雇员的姓名和工作性质等情况。
幸亏有国会议员的及时干预，该调查团队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去。但是，我们五位记者以及中文部内部的许多详细情况都已经提供了给他，这些资料如今很可能存在北京的某个地方。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异见者，一个坚信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忠实美国公民，我在加入美国之音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对付中国政府的敌意，包括无法拿到去中国的签证。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美国的那些无良官僚会在我和我的同事们背后狠狠地捅上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