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的争议，表面上是如何评价一场发生于1967年的政治事件；更深层看，则是如何书写历史、如何选择材料、如何安排时序、如何归属责任的问题。若把半官方、建制阵营《香港志》的叙述、英国解密档案的记录，以及程翔《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以下简称《始末》）的研究放在一起对读，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三者都承认发生了工潮、示威、冲突、炸弹和伤亡，而是同一组事实经过不同叙事处理后，竟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世界。
简言之，《香港志》倾向把六七暴动纳入反殖民、工人抗争和社会矛盾的脉络中理解；英国档案则多从治安、情报和殖民地管治危机的角度，将事件定性为左派暴乱和恐怖活动；程翔则在两者之间加入中共在港组织系统、新华社香港分社、吴荻舟笔记、左派报章宣传和文革政治气候等内容，重建事件背后的决策链、动员链和责任链。
因此，六七暴动的真正分歧，不只是“左派有没有参与暴力”，也不只是“警方有没有镇压”。真正的问题是：这场运动究竟是群众在殖民压迫下的自然反抗，还是在文革气氛下由中共在港系统推动并逐步升级的政治暴力？这正是《香港志》与程翔研究之间最根本的分野。
《香港志》、英国档案与程翔研究之间的史学分歧
《香港志》由丁新豹牵头，总编辑刘智鹏、副总编辑刘蜀永三人主编。
程翔《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201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起因叙事：工潮是本质，还是引爆点？
《香港志》处理六七暴动时，常见的叙述结构是从工人待遇、劳资矛盾、殖民政府压迫和警方强硬介入写起。这种写法本身并非完全没有根据。1967年左派暴动确实以新蒲岗人造花厂工潮为起点，之前还有“中央的士”罢工、青洲英坭厂劳资纠纷，都与香港社会存在劳资不平等、殖民管治合法性不足和底层工人生活困苦等问题有关。
但问题在于，若叙述到此为止，读者很容易得到一个单线因果印象：先有殖民压迫，后有群众反抗；先有警方镇压，后有暴力升级。这样一来，暴动便被理解为一种“被压迫的反抗”，而不是一连串有组织、有选择、有决策的政治行动。
程翔的处理方式不同，他不否认工潮存在，也不否认初期警方行动有过度使用武力。但他强调，工潮只是引爆点，不是事件本质。到了5月下旬、6月和7月，事件已不再是单纯劳资纠纷，而是被左派组织、宣传机器和中共在港系统吸纳为一场政治斗争。这个转变，正是《香港志》刻意淡化、程翔之《始末》着力追问的环节。
程翔《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2018年出版，2019年获香港电台“第十二届香港书奖”十大好书殊荣。评审指出：《始末》善用档案，分析详尽，反思深刻，堪为香港六七暴动研究的新里程碑。
换言之，《香港志》关心“为什么群众不满”，程翔关心“谁把群众不满转化为政治暴力”。前者强调社会背景，后者追问组织机制。两者都涉及事实，但解释方向完全不同。
二、时序处理：改写日期，就是改写因果
历史书写中，日期绝不是中性的技术细节。某一件事被放在前面还是后面，往往直接决定读者如何理解因果关系和责任归属。六七暴动中的炸弹时序，正是一个关键例子。
据程翔《始末》及其它相关研究，7月12日出现第一枚真正炸弹，是六七暴动性质转变的重要节点。它意味着运动不再只是示威、罢工、冲突和宣传战，而是进入以炸弹制造社会恐慌、威吓平民和瘫痪日常秩序的新阶段。
1967年7月13日《明报》社评〈恐怖世界人人自危〉
7月13日《明报》社评〈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记下这关键时刻，“近数日来，香港几乎成为一个恐怖世界，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身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焚烧报馆车辆……而左派报纸发表‘斗争委员会’的谈话，公然赞扬这一类行动。”其后，真假炸弹迅速扩散，港九各区陷入高度恐慌，左派报章对炸弹满城亢奋嚣张，更形容行动“威风凛凛”、“震慑港英”，打倒“白皮猪”、“黄皮狗”等等。
《香港志》故意将首枚炸弹日期延至7月28日，并非拿不准日子，而是整个历史节奏刻意改写。从7月12日延至7月28日的十六天，正是炸弹由初现到扩散、由试探到蔓延、由政治冲突到恐怖手段扩展。把这个阶段模糊，读者看到的就不再是“左派在7月中旬主动升级暴力”，而是一种较为缓慢、模糊、仿佛自然恶化的社会动乱。
《香港志》〈大事记〉将首个炸弹日期延至7月28日，淡化伤害，配合港共“先镇后暴”之谎言。（《消失的档案》制图）
这就是所谓“时序重构”的严重性。历史不只是由事实组成，也由事实之间的先后次序组成。删去一段时间，便删去一条责任链；延后一个节点，就改变了左派暴动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