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仲维光先生
1.
友人对我说，大陆知识界的一些人说你的思想极端；近日则又听到，有人称我对于极权主义思想、党文化的拒斥是文革式的思想方法，我听了一笑——这样的话，五十年来我听的多了。
在我走向这条路的六十年代末期，六九年底开始，我就被我的同辈认为观点极端，因为你居然敢于否定马克思主义。而就在六九底彻底反叛且开始觉悟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今生不说一句共产党好话，此后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我都遵循了这个誓言，为此，从那时起也就被贴上了思想极端的标签。这个标签可说是跟随了我五十年了。
在文革所谓“结束”后，对于那个时侯——八十年代，跟随共产党改革、对共产党再次满怀希望，继续反对传统，进行文化方面革命的北京的所谓青年才俊，对于试图给共产党启蒙的党的知识精英，我断然表示拒斥及不屑，坚决拒绝使用党文化的语言及思想方法，为此，那些对自己的过去从未有过反省及厌恶的人，就指责我是文革式的思想方法。这样的指责，跟随我也可说已经三十多年了。
想要用这样的箭射中我的人不知道，由于反叛，我已经把这种指责看作是对我的肯定。因为当我还在他们的船上，和他们一起讨论这艘船遇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跟着党搞“文化”革命时，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指责过我，而当我跳了船，告诉他们这是一条贼船，他们必须都下船才能重生的时候，就开始遇到这种敌视。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五年，友人都在支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抵制，和我聊，我对他们说，白猫、黑猫，对共产党来说我们都是耗子，左倾、右倾，共产党不过是老地主、新地主，我们永远是贫雇农。用不着我们来支持邓小平！谁能够添乱，我们就支持谁，而且希望越乱越好。朋友们觉得我不可理喻。我告诉他们，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倾向及性格，从他对匈牙利事件和反右的态度看，以后敢于和能够下令开枪公开镇压民众的，在中共党内邓小平是第一人。对此，我的朋友们更是觉得匪夷所思。十几年后，不幸被我言中。
我也记得，一九九〇年初，我太太和我访台归来，在德国对一些因为反对八九大屠杀而开始反对共产党的大陆学生讲演、谈感想。不料，我对共产党政权及其文化，以及对八十年代以来所谓改革的彻底否定刺激了他们。他们在发言提问中直接愤怒地声讨我说：你这是对十亿中国人民的污蔑。
一九九六年，一位因为八九年大屠杀而从驻德使馆中叛变留在德国生活的所谓知识人更在研讨会上，对我对于追随共产党的知识界及党文化的否定，竟然到了无法忍耐而失态的地步。他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指着我咬牙切齿地说，你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污蔑。
2.
从有机会公开发表文章的时候起，就有人说我的这种拒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以及他们所贯彻的文化及其知识精英的文章是大批判、大字报。文字和思想上的分歧导致他们对我愤怒攻击，乃至围攻或封锁，一直持续到今天。我甚至不止一次地让他们愤怒到失态。
二〇〇三年我到澳洲悉尼参加有关李慎之的研讨会，面对的虽然是些在政治上和共产党权力集团有些异议的知识人，但是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大小血管，都依然连接着党文化的大脑及心脏。所以那个会议几乎成了所有与会者对我个人的围攻。那次的围攻虽然因为礼貌而没有发展到直接对我的人身抨击，但是这个压抑却导致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士失态，她竟然激动地站起来开始无的放矢的放声地自卫。因为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当然不会知道，所有那些充满党文化的不着调的言论及文字，于我其实都如耳旁风。这当然也包括后来陈子明批判我的几万字的长文。他们不知我早就养成了习惯，凡是“Made in China”的货品，即凡是讨论问题的方法、思想、理论及其使用的语言没有脱离党文化，也就是还没有进入讨论领域的产品，对我都是耳旁风。因为“意识形态”和“思想”及“学术讨论”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是不会和意识形态分子，把意识形态问题当作学问和学术问题来进行讨论、辨析的。因为那是自己贬低自己，作践自己。
拒斥共产党、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遭遇，一路走来一路陪伴着我。由于我的思想和看法都是有根据及依据的，甚至基本上都可说都是前人学者的观点，尽管很多是我凭着感觉摸索到，是后来找到了西方前人或同仁的研究的。如我对于认识论问题、整体论问题和专制思想的关系的批判及强调，那其实是科学哲学家波普早就提出过的，再如我对共产党及其文化的看法，奥威尔、布拉赫等人也早就有过非常清晰的描述及论述，所以所有那些攻击我的箭都根本射不到我的痛处，它们在我身旁纷飞只能让我感到可笑。大约正为此，反叛后，八十年代，三十出头的我，就非常喜爱苏东坡的词，“定风波”了：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衰烟雨任平生。”
这当然意味着我对于说我极端的人的藐视。因为我总是觉得，我看到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问题是十分简单基本的事实，是一二三的道理。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果别人说了，还不能够引起思索及接受，还要说揭示的人思想极端，那么，我的确认为，那些如此攻击我的人，以及听他们如是说却不觉得奇怪的人，其大脑实在是堪称为脑洞了。因为面对如此简单的道理和事实，面对血淋淋残酷事实，他们不仅依然对共产党的极权专制抱有幻想、不断然拒绝，而且竟然与此相反，对于我这种从“价值”到“方法”明确地拒绝共产党及其文化的人，不断告诫过他们的人不假思索地拒绝、排斥，甚至不遗余力地打棍子。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我的排斥、声讨，以及所使用的从来没有改变过的语言及概念，其实才不折不扣地是过去的大批判的继续！
3.
究竟是我极端，无由而且杜撰了对马克思、共产党及其党文化的拒斥，杜撰了对极权主义问题的批评性的解析，还是那些给我贴上“极端”标签的人脑子出了问题？在这个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读物的时代，我要说，凡是这样说的人其实这首先就说明了他们自己的脑子及思想嗅觉都出了问题。他们竟然没有感到《一九八四》中的那个真理部的现实存在，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对真理部贯彻的那套思想方法及语言有任何认识了。而如果他们至今为止，依然没有感到这些问题的存在，那么就甚至可以说它们已经失去了感觉到党文化有问题的能力。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谁要是说臭，谁就是极端。这不就是皇帝的新衣的现实翻版吗：凡是说皇帝没有穿衣服，说实话的人都是极端，彻底的否定谎言的做法是大批判。
实际上，过去我的工作大约都是在说清这个问题，说的更直接一些，不过是具体解释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描述：何为意识形态，何为共产党的新话、新思维，何为极权主义文化，何为党派文化，学术研究、知识探究又究竟是什么。而这个工作不过是正视听，正人们的嗅觉而已。
极权主义需要，也必须彻底否定及拒绝，因为极权主义它存在的价值基础和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反人权、全面专制的基础上。极权主义的反人权的本质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反人类罪，即无论过去的阶级斗争还是如今的一党专制，其本质都是为了政权而对其它不认同它的族群的排斥和灭绝。
事实上还不仅如此，这个基础造成了它的另一个独有的特点，共产党及其制度自身绝对不可能演化为民主社会、一般社会。这不仅是理论结论，而且至今为止有着百分之百的经验事实。说我极端的人，不仅要在方法论认识论上说出极权主义的以论带史的观念论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它可以并且能够和一般的对于知识的探讨共存的道理，而且要具体列举出极权主义可以不经拒绝，自己演变的可能性，并且还要回答，为什么在过去发生的经验历史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和平演变走向民主这样的事情。
我当然希望能够有对我的上述论断证伪的，因为如此人类就会减少灾难及动荡的危险。但是可惜的是，这样的证伪虽然有过一次，可它却不能够推翻我的论断，相反它更进一步说明只有革命一条路。演变不过是在强大的压力下，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而非暴力革命。它回避的是暴力，而不是革命。一九八九柏林墙倒塌的经验事实证明的是一定要经过革命，只可能是革命的形式不同。与此对照，八九年后，将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再次重复性地证明，极权主义的共产党万变不离其宗，一党专制越演越烈。
所以对于说我极端的人，我要再次强调法国自由主义大师阿隆说的话：
“某些人说我一贯反对共产党，我问心无愧地坚持这一立场。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令人憎恶的程度绝不亚于纳粹。”
“我认为，现代社会中最令人害怕的就是一党专制体制，也就是极权主义。”
所以不是我极端，我在搞文化大革命，而是你们对极权主义的共产党还有感情、还抱有希望，还和他们有血肉联系，不愿意否定自己并且彻底切断它。当今之世，我可以对你说的是：如果你们不能够忍痛彻底切断你们对那个社会的感情和希望，它孕育并且迎来的一定是再次的八九六四，再次的一九九九，我们的父兄再次付出惨痛的牺牲！
201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