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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舟: 政治惰性下的中国前途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洋洋15,000字,中共又有一次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机会,除了所谓改革开放证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等陈腔滥调外,也有一些新的提法,不妨谈谈我的学“习”体会。

习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说伟大觉醒,让人眼前一亮,意味之前是沉睡的,浪费了大好时光,这岂不是用改革开放的后40年否定了之前的30年?习近平又自我打脸了。说到伟大创造,至今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创造在哪里?邓小平的不争论是零创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自我化妆,而习氏的特色社会主义更加不知所云。

哲学家海耶克认为,文明不是人的设计或意图的结果,社会秩序是基于人性而在自发演进和扩展中形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基于老百姓人性中求变和渴望自由的结果,而不是中共设计并且恩赐给老百姓的礼物。40年前安徽小岗村农民写血书要求包产到户,这显然不是中共的创造。犹如你之前被歹徒捆绑,现在他松掉了一些绳索,这不是创造,农民们不过是恢复行使自己应有的自然权利,更不能算作是歹徒的功劳。

习还说,“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显然,这里的“自己”,不是指中国老百姓,因为他们都没有选票,谈何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国掌控在中共“自己”手中,难怪习近平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什么该改什么能改,中共这个教师爷认为自己说了才算。

中共不能倒的迷思

纪念改革开放40年,无疑要扩大人民的自然权利,并且对那个仍然绳索在手的中共保持警惕和进行抗争。今天的开放含义与40年前大不相同,那时候说要思想开放,现在则要制度开放。因为在互联网时代,思想开放的技术性条件日益成熟,中共想不开放都难,除非睁眼说瞎话。如此反衬了制度开放的逼切性和重要性,中美贸易战是促进制度开放的外因,而内因则要看朝野上下的政治惰性何时以及如何扭转。

中国朝野的政治惰性,基于一个广为流传的假设:中国没有了中共领导将会大乱。数年前,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就说过,若中共垮台,中国只会陷入灾难。我一位很普通的中国朋友也认为,中国需要独裁,否则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无法解决。中国老百姓就那么可怕,那么不可信任吗?

看来,要保持对中共反复强调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首先要解决的是对人民的自信,人民对自己都不自信,其他自信都是自欺欺人。从表面上看,很多中国百姓包括香港市民都是保守主义的信徒,如美国政治理论家罗素‧科克在《审慎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udence)一书中描绘的那样:“在熟悉的魔鬼和陌生的魔鬼之间,他们选择前者。”难道自由民主制度,真是一个陌生的魔鬼吗?

当然,这与中共将自由民主描绘成邪路和魔鬼有关,但他们又纷纷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通过邪路运出中国,交给魔鬼。这种口是心非的伎俩,让人们看清中共通过经济开放,释放一些既得利益给世界,前提是你必须对一党独裁闭嘴,政治控制成了中共勒索的赎金。多行不义必自毙,绑匪张子强得到数亿赎金后,放过李嘉诚的儿子,但最终仍伏法。改革开放40年,中国百姓包括香港市民,对中共这个“熟悉的魔鬼”还能忍耐多久,历史一定会作出回答。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苹果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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