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木刻画像（作者马德升）
201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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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佩的大哥——徐文立
遇罗锦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一早，那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在北京阔大的天安门广场，人流似的自行车和汽车穿梭飞驰。这时，只见一位约二十多岁（实际33岁）、飒爽英姿的青年，他心中怀着“民间的英雄更值得纪念、文革的罪孽一定要清算”的激情，高举着遇罗克的画像，迈着自信的、义无反顾的大步伐，豪气满怀地登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层层台阶，将遇罗克的画像安置在纪念碑下南面正中位置的最高的台阶上，又接过他妻子贺信彤递过来的小花圈，缎带上写着“中华民族的好儿子遇罗克永垂不朽！”恭敬地向画像默哀；他，就是徐文立先生。
那期间，人们不断地摆送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每到夜深人静时分，中共当局便清走纪念碑上的花圈，清明节一早，他们给罗克送花圈时，纪念碑北面已经被纪念周恩来花圈占据，没有可以突出遇罗克画像的位置了，所以他们选择了朝南的一面。
这一惊人之举，自然招来了在天安门广场民众的围观，一些人问：“遇罗克？谁呀？”知情的人说：“就是当年写《出身论》《中学文革报》的遇罗克啊。最后他被枪杀了。”周围唏嘘声一片，有的说：“对呀，就是应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民间的英雄和斗士——曾经付出了生命和青春代价的遇罗克。”
但是，最终，这个饱含深情的画像和花圈，很快就被纪念周恩来的更多的花圈和群众的活动淹没了······
那一年，正值我心情最为低沉的时期，国内“拨乱反正”的政策尚未开始，我的“记反动日记”问题也尚未被平反。那年的严寒冬季，知青们都回家探亲了，在北大荒的知青都走光了，而我却毫不知情，还以为我们那个知青点仍在。当我冒着北大荒的严寒朔风、用仅有的那点钱买了单趟的火车票，以为还可以在那里与知青们一起继续地挣生产队的工分；趟着厚厚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知青队住宿的老地方。当自己独立在广袤荒凉、寒风凛冽、一无人迹的雪地上时，见到知青点的大房子已被农民们早已拆烂、门窗和木料都被劫走时，我呆若木鸡地愣在雪地里！回北京吗？经济拮据的父母并不欢迎我，小弟罗勉还没有工作，大弟罗文还在监狱里，父亲仍在街道的管辖和监督之下，无工资地挖着毛号召的全国统一模式的防空洞；全靠母亲那一点微薄的工资支撑着全家。我只有硬着头皮向村里走、哪怕多年来不愈的浮肿病丝毫未见好转、只好坚持着与农民们一起每天出工苦干；农民们都把我视为怪物······几个月后，实在熬不下去了也只有回家，明知那个家是不欢迎我的。此时罗文仍在监狱里，小弟罗勉仍未分配工作，父亲仍在无工资地挖着防空洞；正是在那时，认识了与我家住得很近的刘青以及徐文立二位先生。刘、徐二人年龄似乎相仿，他俩共同主办了油印刊物《四五论坛》（后来才知：实际创办人是文立大哥和赵南先生，前身是1978.11.26创办的《四五报》（有当年照片，现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他俩视哥哥罗克为心中最为崇敬的英雄。
当时，我家住在北新桥十四条内的一个小胡同里，刘青家在东四14条76号，步行几十分钟就能到他家。
第一次去刘青家时，约在初冬。进了院子，只见一间空荡的屋子敞着门，飘出了油墨的气味。屋里没有火炉，靠墙堆放着捆捆的纸张和已油印好的这期《四五论坛》。我和罗勉与他寒暄着，才知刘青属狗、与我同岁；而徐文立比我大三岁，他比1942年5月出生的哥哥罗克小一岁。当时文立不在这儿。刘青情不自禁地说着如何敬佩哥哥，并给了我们新印出的这一期《四五论坛》，才知他的战友徐文立住在很远的广安门内白广路。
那时，北京西单的民主墙刚刚开始，《四五论坛》张贴在那里，每天被人山人海地围着观看，很多人情不自禁地在纸边的空白处，激动地写下了许多钦佩和致敬的留言，正如同文革时《出身论》张贴在大街时的热烈情景。而此时的西单民主墙是百家、千家之言的集中地。
我和罗勉不知如何表达心里对刘、徐二人和他们战友的钦佩之情。由于太深的钦佩，话反倒都堵在心里、不知说什么好了。其实，我深信罗勉和我想的一样，更多的想法是为他俩担心——会被当局抓起来；但我们又无法说出口。我只感到自己对于民主的献身与追求，比徐、刘二人可差远了！我和罗勉拿着刘青赠送的油印《四五论坛》步行回家，一路上沉默着几乎没话。他想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我家从来没有一次能躲得过。我和弟弟无言地往家走去，悄悄看看他的表情，深信我俩想的一样：在敬佩他们的同时，是为他们的安全担心。
初见文立大哥，是在1980年。当时“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已在全国展开。父母的“右派份子”问题、哥哥的政治问题、我的“反动日记”政治问题、罗文的偷自行车刑事问题又粘带着文革时有关《出身论》的政治问题；家中，除了小弟罗勉以外，个个都有待被平反。就在那时，负责给我家办案的工作组的组长，亲自嘱咐我：“不要再去徐文立家了。”他没多说半句，我已明白：徐文立家一定是早已安装了秘密窃听器、他被公安严密地注意了！我假装听话地朝组长点点头。
但这话必须得告诉文立大哥，办案工作组刚一走，我立即骑上自行车去了很远的广安门白广路他家的住处，大嫂和他唯一的小女儿在对面的另一间屋里。我尽量小声地告诉了文立大哥，而他的态度竟是那么泰然，甚至毫无所谓地说：“我早就知道。我从第一天办《四五论坛》起，就是把命搭进去的。”——我愣愣地看着他，无言以答：眼前，又一个遇罗克啊！
那一面，竟是我在国内与文立大哥的最后一面！
沧桑种种、种种沧桑，我本人的生活一直不平静：先是《一个冬天的童话》全国的好评如潮，接着就因自己的离婚案全国的坏评铺天盖地；再就因爱上了一个老干部险些被全国的舆论杀死。这些经过的详细内容，都写在了自传小说《一个大童话》里了，很长时期以来，外加自己的另外三本书和《文集》及与书有关的照片集，一直在加拿大的作家谢宝瑜先生所创建的“绿野出版社”的页面里，免费供读者阅读或下载。
当时，我在国内向往着自由，尤其是能够自由写作和自由出版书籍的民主国家。1986年2月初，我应一位友人的邀请，乘火车去了德国。而那时的文立大哥，还在监狱里。文立大哥1981年第一次因反革命组织罪和反革命宣传罪被中共判15年徒刑；1993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各西方民主政府及世界舆论强烈要求下被假释；大哥在1993至1998年走遍中国，在特务、线人日夜监视、眼皮底下，一直秘密、机智、顽强地为建立反对党——中国民主党而努力；1998年被中共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3年；2002年12月24日圣诞夜，在美国总统布什和各西方民主政府及世界舆论特别努力下，直接从监狱流亡到了美国。之后，他们一直生活在美国的罗德岛州，大哥服务於常春藤联盟之一的布朗大学，2003年荣获布朗大学人文科学荣誉博士（L.H.D.）。
我曾写过一文《刘无敌为何被害死灭口？》，发给了曹长青，他立即发表在了他的“曹长青网站”上。后来，此文也发表在我的“博讯文集”（‘百家争鸣’论坛）和绿野出版社的我的《文集》里。我在此文里把刘晓波与文立大哥做了比较：他俩不同的性格、公安干警们对他俩的观察、了解和比较，最终，为何一个被死掉、一个却安然出国？诚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丝毫不代表别人。
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从小时起，对于政治、党派、组织都无兴趣；我和哥哥的性格完全相反。我只喜欢（或擅于）独自地写类似小说的东西：动作、表情、内心、景物、押韵的诗歌等等，每写这些总是得心应手、毫不费力；除此之外，自己写什么都费劲！我深信自己天生的就不是搞政治的料。因此我在海外任何组织或团体也没加入，不是觉得它们不好，而是深知自己不是那块料。
信彤大嫂比大哥先到过美国二次，但是为了自己的夫婿毅然返回国内，坚守在狱中的大哥为了照顾他；大嫂最为艰难的日子是在1981至1993年，特别是在开始的那些年，大陆的民众已经被“向钱看”大潮裹挟，政治犯的家属几乎掉进了看不到一丝丝光亮的深渊，最可怜是幼小的女儿甚至遭受过老师的当众羞辱！十几年间，仅仅靠大嫂那柔弱的双肩挑起：为狱中大哥尽可能送一些营养品和好吃的如酱（吴祖光是大嫂长兄的幼年同学、他太太新凤霞有送“牢饭”的经验，她教大嫂，在不显眼的“酱”里放足肉、海米等等好东西。）同时，为不让女儿的生活水准下降，接受良好教育，大嫂最多的时候，兼任4项工作······，自己累得骨瘦如柴。
苦尽甘来，大嫂和大哥在2002年的圣诞夜一起坐头等舱来到了美国，这时他们的女儿已经完成了艺术类的最高学位（据说，全世界只有英国大英博物馆才有资格招收艺术类博士），获得硕士毕业於波士顿大学，特别选择了在美国东部最偏僻的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私立中学教书，现在和丈夫、孩子工作、生活在旧金山。
2001年7月、2008年9月，我两次去美国，也给文立大哥、大嫂打过电话，遗憾的是，竟然都未能见成；本来很想去看看他家，也未能如愿。
2010年6月，文立大哥与他的友人来德国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建立中国未来“第三共和”进行欧洲万里行，事先我丝毫不知，他也并未说何时来看我；而那几天我和海曼已出远门旅行。事后文立大哥说本来想给我一个惊喜——怎就这么巧，我见不到他、他也没见到我、是否都是他那个“意外惊喜”的念头闹的呢？！
其实，人与人之间是否亲密或疏远，与见不见面是毫无关系的。往往好友之间一辈子未见过，那友谊却远比见过面的还要牢固、还要更加值得回忆；往往，本来以为友谊很不错的神交朋友，见了面之后却反而大失所望或吹台。我倒更倾向于不见面的那种：彼此的幻想能把友谊洗涤得更为完美和纯洁；直到带着这样的幸福心情，去宇宙的外星人那里报道并与天外的世界融合。
将这篇诚心之作，献给我尊敬的文立大哥、大嫂，献给2018年的圣诞节！
2018.12.24德国 Passau
纪念文革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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