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四十年，谁之功，谁之过，其实一目了然。图为，北京天安门。(ChinaFotoPress/ChinaFotoPress via)
中共2018年12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在国内外引发相当大的反响，尽管是负面的。4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共将成就归于自己的自我标榜，反而令公众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更为忧心。因为中国改革四十年，谁之功，谁之过，其实一目了然。
中共在大会上一再标榜中国自从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进步，并列举了个人收入、教育和预期寿命等方面的详细数据。中共最高层称，“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中共回避了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忍饥挨饿的苦日子，是谁造成的？如今的好日子，又是怎么来的？
“改革”前中国人为何忍饥挨饿？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就一直在通过教育、历史研究和文学艺术等方面，全方位、系统化的歪曲、篡改历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造出所谓的“旧社会”。
然而，即使是在“旧社会”光景最差的1948年，即中国连续遭受日军侵华和中共挑起内战等巨大动乱后，据史料估算，当时的中国人均GDP排世界第40位。相比之下，在中共“新社会”改革前夕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沦落至全球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如果说新旧社会的GDP对比，还不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感受到切肤之痛，那么简单回顾下中共“改革开放”前的30年历史，中国民众就可以看清“忍饥挨饿”背后的恐怖。
中共窃政之初，不但发动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运动，从肉体和财富上消灭了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对应今天的民营企业家）；而且还发动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彻底剥夺了农民的土地。
等到1958年，中共为发展军工、对外称霸，掀起了疯狂的“大跃进”运动，全国民众在中共的威逼和蛊惑下，主动或被动的大炼钢铁。只是彼时的中国社会，工商业因为资本家阶层被铲除而遭受重创，农业生产也因农民丧失土地而萎靡不振，很快中国民众就陷入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的杨继绳，写出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记录之一。该书揭示，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该书指出1959、1960、1961这三年风调雨顺，并非中共宣称的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祸。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著作《毛的大饥荒》，根据解密的中共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冯克将中共制造的“大饥荒”与苏俄的古拉格群岛集中营和德国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1959-1962的三年“大饥荒”，就是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曾经忍饥挨饿的真实写照。
只是，即使饿杀了至少4千万中国人，中共也没消停，紧接着在1966年又发动了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铲除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十年浩劫。
等到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已彻底崩溃，中共濒临灭亡。这就是中国人“忍饥挨饿”苦日子，以及中共不得不“改革”的由来。
中共“改革”－－减少党对经济的控制
中共宣称“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中国人“忍饥挨饿”苦日子一去不复返，总结出第一条经验就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共这种理论和逻辑，其实是一种病。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疾病，起源于1973年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的一次银行抢劫案。当时两个劫匪去抢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未遂，劫持了几名银行职员做人质，在与警方僵持6天后，劫匪投降。
该案中的人质，在长时间的焦虑和恐惧中，对罪犯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和认同感，事后甚至替罪犯开罪解脱。人质们这种心理症状，被心理学家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症”。
简单点说，就是被迫害者在恐惧和绝望中，产生了对加害者的心理认同。斯德哥尔摩症，广泛适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或者说，中共维持暴政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中国人患上“斯德哥尔摩症”。所谓“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就是“中国特色”的斯德哥尔摩症。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被视为中共“改革开放”的开端。中国大陆开始从1949年中共窃政时实施的计划经济，逐步引入市场经济。
中共“改革”起始的标志性事件，是俗称“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1979年这18位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了6倍。1980年中共肯定了大包干的做法，1982年中共开始在农村推广大包干。
只是，小岗村大包干这个被中共引为改革典范的事件，其实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病症。
所谓大包干，就是租种土地这种古今中外都最正常不过的农业生产方式。小岗村18位农民，只不过是租种理论上属于自己的土地，当年为何要签下“生死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还要起誓“瞒上不瞒下”？
这种举动的本身，恰恰说明一个被不少中国人选择性无视的事实：那就是，中共草芥人命，中国人畏之如蛇蝎却又视为正常；只要中共不折腾老百姓，中国人和中共似乎都理所应当的将其视为中共“成就”。
梳理中共40年的所谓“改革”，百分百都是类似大包干这种“成就”：农民、个体户、或国营、私营企业家们冒着被中共抓捕甚至杀头的风险，从事在市场规则中正常合理的行为；取得成绩后，侥幸获得中共认可，然后转变为中共“改革”成就。
中共所谓一心一意搞经济的改革，实质就是在某些经济领域略微放松了党的干预和控制，或者说减少了点折腾。
回顾中共在“改革”前带给中国人的苦日子，就不难想像，许许多多的中国民众在中共施加的恐惧中，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中国经济和社会40年来的变化，被中共宣传成“改革开放”的成就，其实是中国式“斯德哥尔摩症”的爆发。
美国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过去40年来中国经济和民众生活获得了很大提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除了中共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所谓“改革”）之外，就属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所谓“开放”）。
而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美国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美国川普（特朗普）总统在美中贸易战中所说的“美国帮助重建了中国”，并非虚言。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752.3亿美元，几乎占了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一半。美国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1985年至今，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总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从数字上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上全部来自对美贸易顺差。
虽然由于美中贸易战的影响，2018年前10月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同比收窄近四分之一，但期间对美顺差在中国总体贸易顺差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二，涨至102%，反映出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如今可以说是全部来自美国。
这些数据表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都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而对美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同样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根据美国统计署和中共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在中国GDP中占比，从1988年的0.9%逐年提升至2005年高峰时的8.8%。对美国货物出口在GDP中占比，从1988年的2.1%，逐年提升至2005年高峰时的10.6%。
1988-2017年对美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大纪元制表：数据分析基于中共和美国官方数据）
顺差或出口/GDP比值，还只是反映出口对经济贡献的极其机械的指标。包括美国在内的外资和外贸，给中国带来的技术、管理、效率、供应链及周边产业链、就业、外汇盈余等，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共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其实就是减少了党对经济的领导和控制。如今中共病入膏肓还要加强党的领导，国内和国际社会自然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深感忧心和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