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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康奈尔”国立北洋大学 惨死于中共手中

——中国过去的世界一流大学

北洋大学一直以教学质量严格要求著称,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大学研究院都有明文规定,免试接受北洋学生入学”。“当时美国把中国的大学分为A、B、C、D四个等级,其中A级有四个,北洋大学是A级第一位”。 195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教部令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改称天津大学。从此,这所中国近代最早的世界知名的大学黯然消失。

这是一所消失了的大学。现在的国人,特别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恐怕都不会知道她的名字。而她,曾经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其历史比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还要早——京师大学堂建立于1898年,而她,诞生于1895年。她的办学起点很高,一起步就与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接轨,与哈佛、耶鲁相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她的创办人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叱咤风云的红顶商人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是一位传奇人物。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下,他科举未中,却官至一品;他从未出洋历练,却在洋务派所办四大实业中执掌三门;他没学过金融,却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国家银行……他还被世人称作“中国商父”,其从事的实业范围涉及矿业、能源、交通、纺织、电讯及金融等众多领域,成为洋务派中的实力人物。他并非学者,但当他掌握了权力和财富的时候,却亲手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两所大学,其中最早的一所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开端。

我这里所要讲的是北洋大学,其全名是国立北洋大学。

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况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

北洋大学是与盛宣怀的名字密切相关的。

盛宣怀(1844—1916),清末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事业家。出生于清末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龙溪。字杏荪、幼勖,别号愚斋等。曾任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1916年在上海病逝。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非凡。近代中国第一家自办最大航运公司招商局,第一家自办电报局,规模宏大的煤铁钢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和最大的纺织厂华盛纺织厂,近代中国自办的主要铁路干线和第一家银行—一通商银行,等等,都是由他创办、主持和控制。另外,中国近代化第一阶段中创建起来的主要工矿交通运输和金融企业,也大半经他之手,也就是说,他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更是中国近代工业史和洋务运动史的缩影,是一位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李鸿章对他的评价是“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职敏瞻,堪资大用”,并称赞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张之洞赞誉他“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而孙中山推崇他“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

这样一位“办大事,作高官”的权贵和工商巨子,同时又是一位对于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有开拓之功的教育家,而他在教育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在当时几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一手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大学北洋大学。

盛宣怀所以热心于兴办新式教育,特别是新式大学,自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地缘背景。盛宣怀所处的时代为19世纪中后期,即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这一历史巨变时期。鸦片战争之前的满清政府历来坚持闭关锁国,由于不了解世界的发展而养成朝野夜郎自大的心态,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认为“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欢虞,圣明无补”。鸦片战争惨败以后,满清政府虽然摄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亦勃然兴起,但其目的仅局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甲午战争中国再一次惨败,且败于先于自己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反省失败的原因,虽然加大了兴办新学的力度,但其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并将这一思想贯彻于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制之中:“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抱残守缺、食古不化,仍然不从体制上找原因。但在此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也发出了激进的变法的呼声。维新派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救亡之道应从改良教育入手。他们尖锐地指出洋务教育的严重不足。梁启超在《学校余论》中批评洋务教育“至今数十年,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在办西学的过程中,“虽糜巨万之资,竭数十年之力”,但成果最多“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而已;1895年在“公车上书”时更是把矛头直接指向科举制度,提出“废科举,兴学堂”。维新派也不赞成洋务派所坚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严复指出:“体”和“用”是不可分割的,中学和西学各不相同,“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止”,认为洋务派“中体西用”学西学不彻底,“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维新派主张引入“西学体用”,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还要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改良政体,至少变“中体”为君主立宪制度。同时,效法西方,建立近代学制,也成为全国教育界的普遍要求。在维新派推动下,清光绪皇帝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年7月)发出上谕: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宜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实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皆应及时举办。……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析复奏。

盛宣怀长期操办洋务,自然洞悉中国之积弊,也从中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国家乃至日本兴盛的原因。经过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到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实际上已经全部或部分地控制了一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轮船、电报、铁厂、铁路、矿务、纺织、银行等大型企业。在披荆斩棘、奋力开拓的过程中,他深深体会到,“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没有与新兴企业相适应的新式人才,将一事无成;那些皓首穷经的学究们绝不可能去搞机器技术和企业管理,科举所取之士对此一窍不通。新式人才从何而来?盛宣怀认识到,必须立足于自己培养,聘用洋师只是暂时的、短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煤铁矿藏“实以开采为大利所在,未便使外人久与其事”。基于这种认识,盛宣怀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往往创办附设于企业的带有训练班性质的学堂。比如办电报局时,他在天津、上海等地办有电报学堂;督办汉阳铁厂时,也办有附设的学堂。这些学堂在学制、课程等方面都只注重实用,理论和基础知识则不求系统,属于非正规的训练班。但他事事都是有心之人,“精细为群僚之冠”,在及时总结这些训练班经验的基础上,他更加感到兴办正规新式教育的迫切和重要。为此,早在1892年,他就与在中国开办学校的美国学者丁家立研究在天津按照美国大学模式建立一所大学,效法西方培植高级人才,开始了建立中国近代学制的探索。所以,当他接到光绪皇帝的上谕后,立即向清廷进言:“日本自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他还建议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况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他在提出这一“兴学强国”主张的同时,以急迫的心情提议“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由此可见,盛宣怀对于新式教育的认识远比同时代的人深刻。他不仅认识深刻,而且付诸实践,并在办学实践中摒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代之以“西学体用”,也就是他所说的“西人学以致用为本”。

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阴历十月初二(1895年11月18日),经光绪皇帝批准,盛宣怀按照美国大学模式在天津办起“北洋中西学堂”,后来于1902年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他本人被委任为督办(校长)。这是由中国政府批准,并出资创建的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

建设大学,工程浩繁,为了能够在短期内将北洋大学开办起来,盛宣怀想尽了办法。天津海河西岸原有一座博文书院旧址,因经费紧张未能开办,致使将建成的校舍抵押给银行,盛宣怀集资从银行赎回校舍,利用博文书院原校舍开办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是清政府批准建立的一所国立新式大学,经费本应由国家直接拨款,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国库极为拮据,根本无钱拨付。盛宣怀只能凭借其职权及其办理洋务的条件,想尽办法,从各条渠道筹措。除了由天津海关解部库款拨付,也向社会募捐,他自己则率先捐出巨款,很快使这所新式大学上了轨道。

北洋大学堂这所新式大学所以诞生于天津,也与天津当时具有的地缘优势有关。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改革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是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戊戌变法时期,也是维新派的活动中心;军事近代化,以及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采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建设,均开全国之先河。北洋大学建立于天津,自然具有了区位优势,而盛宣怀亲任大学堂督办,同时由他提名伍廷芳(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辛亥革命爆发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蔡绍基(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回国后先为上海大北电报公司翻译,后任清政府驻朝鲜外交代表、袁世凯的幕僚、天津外事局局长)分任头等、二等学堂总办,聘任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更让其名至实归,先声夺人,其成功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大学研究院都有明文规定,免试接受北洋学生入学”。“当时美国把中国的大学分为A、B、C、D四个等级,其中A级有四个,北洋大学是A级第一位”。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以盛宣怀提出的“科教救国,实业兴邦”为宗旨,以培养工科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以近代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教育模式为蓝本,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学制规划,而在这些方面,丁家立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丁家立(1857-1930),美国公理会教士、外交官。出生于波士顿,先后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欧柏林神学院。光绪八年(1882年)来华,在山西省太谷传教,他曾力劝当地富绅捐资兴学,但收效不大。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辞去教会职务,赴天津就任李鸿章的家庭英文教师,同时在天津创办了一所不带宗教色彩的“中西书院”,自任院长,在社会上获得一定声誉,盛宣怀因此对他倍加赏识。同时,丁家立还曾兼任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北洋中西学堂创建后,丁被盛宣怀聘为总教习,该学堂易名为北洋大学后,仍就任总教习。后又兼任保定学堂总教习。庚子之乱,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天津中西学堂旧址被德军占领,校舍受损,丁家立旋亲赴柏林与德国政府交涉,获五万两海关银的赔偿金,丁即以此款建筑北洋大学在西沽武库的校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辞去北洋大学总教习职。其在北洋大学任教时,该校课程仿照美国著名大学标准,教学方法重质不重量,凡毕业生皆可直接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北洋及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人物多为丁家立本人护送留学美国的高材生。

创建之初,北洋大学堂设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分级设学之始。头等学堂学制四年,分基础课和专业课。二等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公立中学堂”,招收13至15岁学生入学,修业年限为四年。

北洋大学堂虽偏重于工科,但初创时期实际上已经是包括文、法、工、师范诸多学科的综合性的新式大学。初创之时,头等学堂分设律例(法律)、工程(土木)、矿冶和机械4学科。其中既有社会科学学科,又有自然科学学科。北洋大学堂的法科,是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开山者,影响巨大而深远。其培养的学生多为各界翘楚。如法科首届毕业生王宠惠,后来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1920年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1922年出任北京政府内阁总理,1923年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是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另外如近代著名法学家徐谟,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等,都毕业于法科。在其后的办学过程中,北洋大学堂不断地根据国家需要增设学科:1897年增设铁路专科;1898年附设铁路班;1903年附设法文班、俄文班,培养专门翻译人才;1907年开办师范科,以培养师资。北京师范大学早期创始人之一齐璧亭,就是北洋大学堂师范科的毕业生。北洋大学堂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所设学科皆为西方大学的新兴和前沿学科。在学科建设方面,北洋以美国大学为蓝本。其时,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社会工业化步伐加快,哈佛、耶鲁等传统大学开始向现代大学转型,芝加哥、克拉克等新的研究型大学纷纷建立,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美国大学的发展趋势。此时的工程(土木)、矿业、机械等学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兴和前沿学科。可见,北洋大学堂学科的设立是着眼于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前沿的,在我国更是处于领先地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上世纪30年代以前国内工科大学设备最完备的应属北洋大学。北洋大学有关资料记载:“本校创设原旨,侧重工科,故理工设备,最称充实。凡关理化、地质矿冶、土木、机械等科系所需图书标本仪器,以及各种探测分析实验等器材,都是参照美国各名大学所有设备,尽量自美购置,并连年陆续补充,可谓应有尽有。即西方杂志一项,经常保持一百余种,且均为世界理工权威学术期刊”。北洋的学科设置为:采矿、冶金、土木工程和法律四个专业,工科特色明显,而这造成了北洋学生课业异常繁重,无暇他顾。以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为例,前两个学年共修的课程有:英文、第二外语(德语)、国文、高等数学、高等物理、高等化学、测量学、工程图画、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利学、物理化学实验、测量实习、军训等。到了三四年级开设的专业课程则有:材料学及材料强弱实验、电气工程学、工程地质学、测地学、钢筋混凝土学及设计、地图地形和经纬线的各种绘图法、透视画、砌工学、机械学原理及设计、机械工厂实习、水利机械学及实验、房屋构造学、铁道曲线和土方工程学、铁道结构学及设计、铁道工程学、电气铁道工程学、道路工程学、水利工程学、卫生工程学、桥梁工程及设计、冶金制器学、工程法制、工程经济学等。可知其学习内容广泛,确有工科“通才教育”意味。

北洋大学一直以教学质量严格要求著称,其学生在校期间考试之多、之严,淘汰率之高,几近“严酷”。举一个招生的例子,在学校开办之初,1895年香港招生报名应试者有千余人,但仅仅取十来名,可见录取之严格。辛亥革命后,虽然政权更迭,新学制建立,但是北洋大学宁缺毋滥的原则仍然未变。1936年8月至10月北洋大学招收新生,在天津、北京、上海、武昌四地招生,报考人数为1220名,录取123名,录取人数占报考人数的10.1%。还有一种说法,由于我国正式培养工程人才始自北洋大学,故北洋录取的学生常常汇集南北各优秀中学的前三名考生。录取虽严,但由于声誉远播,即使在上海,南洋、复旦、沪江、圣约翰等学校欲入法科或工科的学生,也大多设法转考北洋。“严酷”还表现在学生培养的“淘汰制”上。北洋各届毕业人数往往只是同届录取人数的60%左右,即是说差不多接近一半的学生因种种原因惨遭淘汰。学校规定:学期考试两门功课不及格者,留级;三门不及格者,退学。此项规定,几十年一以贯之,严格执行一丝不苟。一位任课教师踏入某班级教室,一看学生的座位即知其成绩如何,因为座位按考试成绩排序。后来甚至将毕业同学录的先后顺序也依据毕业成绩排定。此类做法,在大学史上至为罕见,就积极意义观察,确乎营造出“学业至上”、追求卓越的奋发砥砺氛围。据1923年毕业的陈立夫回忆:“我们那一届班次,原本有四十五名新生,到毕业时只剩下土木十六人,矿冶十五人,一共三十一人,中途不是因病辍学,就是成绩不够标准而退学,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的人不能终学。”著名矿冶学家魏寿昆曾自豪地说:“北洋大学一向有俭朴苦读的作风,花花公子的少爷们不到北洋来读书,他们吃不了那样的苦。”当年北洋大学还以“东方康乃尔”相期许,要求毕业生的成绩向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生看齐。后来曾任北洋水利系主任的常锡厚回忆:北洋毕业生出国深造,不需考试可直接进入研究院,“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大学研究院都有明文规定,免试接受北洋学生入学”。据上世纪30年代中期获得美国爱渥华大学工程学博士学位的北洋校友刘德润现身说法:“当时美国把中国的大学分为A、B、C、D四个等级,其中A级有四个,北洋大学是A级第一位”。

早期北洋校园,还是一个英语世界。北洋校友对此有很深的感受:“课本是原文的,教授用英文,答卷用英文,到处是英文,我们吃完晚饭在北运河畔散步,连枝头的小鸟也都在讲英文!”为了提高英语能力,同宿舍的同学约定,任何时间不许讲中文,违者罚铜币一枚。起初钱罐里铜币骤增,久之习以为常,以致夜间捕鼠夹的声响惊扰睡梦,醒来竟亦以英语呼叫。渐渐地,随着英语的进步,钱罐收入也减少了。北洋大学“重质不重量”的铁则和入学后类似于英语学习这样的“魔鬼训练”,确实铸就了这所学府令人敬畏的盛誉。1918年,北洋校史上迎来“连中三元”的空前荣耀:全国外交官考试第一名徐谟,全国高等文官考试第一名励平,清华留学考试第一名康时敏。北洋大学堂创建之初,就将资送毕业生留学作为学堂的主要任务之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规定:该学堂学生毕业后“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1899年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本科生毕业,原本毕业后即可赴美国留学,可是因为英法等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北洋大学堂被迫停办而搁浅。后来延至1901年,由盛宣怀设法而终于成行。这是中国首批大学出国留学生,是中国高等学校留学教育之始。当时,学堂设“留美学堂监督”一职,由学堂总教习丁家立兼任。丁家立亲自带领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毕业生赴美留学。此批留学生共8名,他们是:陈锦涛,31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博物学(物理学);王宠惠,23岁,广东东莞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学;张又巡,24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学;王宠佑,25岁,广东东莞人,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矿学;严一,26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胡栋朝,26岁,广东番禺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工程学(土建);陆耀廷,31岁,广东高要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工程学(土建);吴桂龄,22岁,广东新安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学。这批留学生分别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回国后大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王宠佑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汉口炼锑公司总工程师、汉冶萍铁厂厂长等职,是我国著名的矿冶专家。张又巡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学校校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从1901年至1907年,我国官费留美学生总计约有100余人,其中北洋大学堂就占有半数以上。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医学家刘瑞恒,数学家秦汾,银行金融家钱永铭,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法学家赵天麟、冯熙运,师范教育家李建勋、齐璧亭等等。北洋大学堂除资送学生留美外,也有留英、法、德、日、比等国的学子。

毫无疑问,北洋大学实行的是精英教育,但如果因此认为北洋是一所权贵子弟学校,就大错特错了。精英是指材质优秀,与贫富无关。为了延揽出身贫寒的优秀生员,北洋大学的费用一直比较低廉。北洋是国立大学,国立大学的学费本来就比较低,学校又实行“贷书制”,课本和理工科学习用具免费使用,学期末仍愿留作自用者可半价购买,这自然为不少寒门优秀子弟提供了就读机会。大体而言,民国前期该校每位学生一年费用有130-150元即足够,而同期私立或教会大学学生则需200-300元左右。1917年,青年陈立夫决意投考北洋大学采矿科,除了学科优势的考量外,据说费用低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京师大学堂(现在的北京大学)法律预科,但由于北京大学学制长,自己的经济条件难以支持,他就未入北大就读。期间打听到北洋大学学费便宜,且预科班为期半年,便携好友一起报考北洋大学法律预科。并凭借优异成绩被录取,与北洋结缘,一呆就是5年。由于学生多为平民子弟,且学校要求严格,所以北洋学生一向有俭朴苦学之风,平素大多穿着一袭蓝布长衫,每当傍晚时分,津郊霍家嘴和西沽村之间的桃花堤上便会出现一队队学生外出散步的身影,当地人笑称之“蓝衫队”。

盛宣怀在办北洋大学时,也同他办实业一样,始终以“学以致用”为准则。他把北洋办成工科大学,也是出于这一指导思想。所以,当年北洋校内从上到下普遍弥漫着工科为主的氛围。张太雷的同窗好友吴南如读法科而有文才,作《津门杂咏》六首刊于《北洋季刊》,师生们读之交口称赞,但当时的赵天麟校长却表示:这几首诗“虽然大家传诵一时,但对社会又能有多少贡献?对北洋大学的名誉又能增加多少?”其中所透露出的正是这所工科为主的学府“扬实抑文”的特有价值追求。校长的冷落,使这位北洋才子从此不再把心思用在作诗为文上。当年哈佛法学博士出身的冯熙运校长屡屡遭拒,除却他对学生运动的强硬态度外,学生们认为此后专办工科不需要法科出身的校长,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北洋大学停办法科,专办工科,曾被形容为“失去一翼”,遗患深远。早在民国之初,北京教育部就有将北大并入北洋或将北洋并入北大的种种动议,因两校师生坚决反对而中止。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调整学科,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北大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法科的预科学生升入北大,北洋的法科本科学生维持到1920年夏毕业,不再招生。整个过程中,北洋方面并没有抵制,而蔡元培基于他对德法两国大学的认知,以其在教育界的威望,畅行无阻地实施了这一改革。北大最终只保留文、理二科,商科停办,法科独立(未能实行)。当时即有人在《新青年》上撰文批评蔡氏专办“文理学院”的做法与世界高等教育的综合发展趋势大相背离,却未能引起国人和知识界的足够重视。最终,这一改革对北大和北洋都造成了不利影响。到了20年后的西南联大时期,北大较之清华相形见绌,所差主要就是缺少了实科(工科)。裁并北洋大学法科,事后看来几乎构成一个关键性转折,专办工科的结果,导致这所大学1929年以后不得不“降格”为独立学院性质的“北洋工学院”。这样的结果固然缘于蔡元培,但也与北洋一向“扬实抑文”有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天津收复。经李书田校长及北洋校友多方不懈努力,翌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恢复北洋大学,北洋大学的血脉终于得以延续。

三、他是执掌北洋大学时间最长的校长,一生以工程学术救国为宏旨,提出了中国工程教育的指导方针和大工程观的教育思想,并埋头苦干,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谨严的教学实践,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工程教育理念。

在北洋大学的校史上,有一个地位并不亚于盛宣怀的关键人物,他就是李书田。如果说盛宣怀是北洋大学的创建者,那么李书田就是北洋大学现代工程教育的灵魂人物。

2009年7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时任美国能源部部长的朱棣文来到天津大学。他专门到学校的档案馆,因为这里珍藏着他的外祖父李书田在北洋大学学习及担任校长期间的许多珍贵资料。在朱棣文心中,难以忘怀的是家族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成就了他今日的辉煌。

李书田(1900-1988),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水利学家。字耕砚,河北省人。1917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土木系,随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土木工程专业,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应聘为母校教授。1932年任北洋工学院院长,1935年创办研究院,开创了研究生的教育培养。抗战期间先后执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等6所院校。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率学生回天津复校。北洋大学复校后,李书田被任命为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为李书田颁发“胜利勋章”和一等金色水利奖章,用以表彰他在国家水利上的贡献。他的治黄思想曾得到毛泽东的关注,为此曾嘱咐周恩来设法挽留,欲委以重任。1950年赴美,当过工程师、教授,为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美国土木工程协会会员。在美期间,创办世界开明大学。1988年在美逝世。

在天津,李氏家族是个罕见的科教世家。在李书田与哥哥李书华的后代中,有18位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中外教育界,李书田一直被称为“传奇校长”。他的传奇除了其一生在教学方面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曾对国内外的大学建设做出过很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贡献。例如,在李书田的坚持和努力下,曾于1929年降格为工学院的北洋大学最终得以复校,李书田由此成为北洋大学校史中的关键人物。李书田1950年到美国后,继续他的“传奇”,在72岁时创办了世界开明大学,到他去世时,该校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学府。李书田晚年拥有百万资产,坐在世界科教界的前端,但生活却只是粗茶淡饭。虽长期在美国生活,却一无房产、二无汽车、三无电视,家中甚至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家具。病故时连一套新一点的衣服都没有,也没有一双新鞋。他生前只有在买书上从不计较价钱。临终时他将百万资产全部捐给了世界开明大学,同时给后代留言:“自私是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我一生追求的就是面向全世界。我要用我毕生的财富,奖励那些优秀的专家、学者,为祖国、为全世界培养高科技人才,发展科技事业。”

李书田的名字也与中国工程教育的历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是执掌北洋大学时间最长的校长,一生以工程学术救国为宏旨,提出了中国工程教育的指导方针和大工程观的教育思想,并埋头苦干,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谨严的教学实践,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工程教育理念。

李书田工程教育指导方针是:理工并举,奠定学生深厚的科学基础;注重实践,训练学生实际的工程技术能力;工管并重,锻炼学生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家国情怀,培养学生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之兴趣。总而言之,在他看来,工程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有人文内涵和创业与刻苦精神之健全工程师。

人文内涵是健全工程师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我们现在办学,第一要注重学生的精神训练。”北洋向以“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而著称。李书田要求考入北洋的学生,均系抱读书目的而来,故一时一刻不能虚度。但北洋的工程教育并不只是读书学习而已,而是培养的工程师要有创业与刻苦的志气。为做到这点,李书田特别强调工程教育除关注自然科学方法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外,还应关注其可能产生的结果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说:“工程设施和工程学术的进步,究为促进世界和平之原动力,抑为毁坏世界和平之利器欤?吾人从事于工程教育者,在此不可不审思明辨之。”工程师对社会所负的责任非常重大,干得好是造福人类,干得不好是贻害社会。因此,工程教育的目的应是“永远福益人类,而无时济人类之祸害”,优秀的工程师必须有高尚的人格修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工程教育要“使学生的思想正确化,提倡明敏的观察,以养成学生的判断能力”。

李书田认为,工程学术与人文社会科学有“切要之联系”。工程教育需要综合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知识。工程师不仅要有很强的数理能力,同时要有人文、社会、经济、历史及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与能力。他认为,美术学科应当是工程学术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美”对于工程教育有着重要作用,优秀的工程师必须有“美”的修养,要能发现美、鉴赏美,不能破坏自然之美。“故所有人为建筑物,必须于适用、经济、耐久、可能范围之中,设法增益其美观。”他还说,“工程师之有需于语文,不减于律师之有需于语文,其在工程合同及施工细则中之语文,尤须详明切要。”他认为,历史“是为研究工程学术者所必洞悉之前人历程,其启发与策励之功用极大,而开来尤须于继往”;经济和法律则是土木工程师所最应习知的社会科学,“建筑铁道、修筑公路及办理水利必须征用民地,评价议价、解决纠纷,技术法律行政三者须同时应用。”他提出,培养土木工程师,除土木工程及水利工程之基本科目必须掌握外,经济学科、农业学科及水利行政、水利法律,亦应尽量设置授习,才能满足国家对工程高等专门人才的需要。

关于现代大学的大学精神和北洋大学的使命,李书田也有前瞻性的认识。他说:“校舍之堂皇,设备之宏丽,院系之遍设,学生之众多,决未足尽大学使命之万一。”以北洋大学“实事求是”的精神观之,大学应对国家民族作出如下贡献:1.能综合前贤的思想学术传给现代青年,养成现代青年独立研究学术的能力;2.能阐明思想学术而致用,以福利人群;3.能发明新方法以满足现代人群所需要。他还说,办大学有两大目标:“第一向国家人群供给思想学术,新发明、新创造,籍大学之刊物如本院之周刊、季刊及专著等输之四海之内,以备国家人群之用,而增进人类之福利;第二造就具有思想、富有学术,能发明创造、领袖群伦之人才,负设计人群团体间一切职务以跻于治平。”所以大学除有培育人才的功能外,为国家工业化服务是一大任务。李书田认为,工程教育“俾资充分适应我国物质建设之需要”,特别是“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大学之责任愈大,尤其以应用科学为国家富强枢纽之现代我工程学院所负之使命愈大。”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工程学府北洋大学,“所负之使命更非新设之工学院所可同日而语”。李书田主持北洋的17年,工程教育始终围绕服务国家工业化这一主题。“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国人一致要求开发西北,陕西尤为开发西北的门户。西北建设首先是道路交通需要大批的土木工程技术人才,但西北尚无工程学府,北洋的毕业生供不应求。李书田深思熟虑后,认为学校代陕西培植土木工程人才,尤其是培养陕西当地人才更为有效,所以他邀请陕西子弟来津。北洋与陕西建设厅、教育厅合作,代招土木工程专业1个班,培养开发西北的建设人才。北洋1933年添设的电机工程专业、1935年设立的航空工程组,都是根据当时国内建设和国防需要而设立的,旨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教师的科研成果或课题也可以看出北洋的工程教育的这一特点,如1935年11月,北洋牵头建成了中国第一大水工试验所,将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洒向黄淮江海,兴修水利,造福苍生……如此等等,都是“北洋人”对国家作出的卓越贡献。

李书田不仅把他的大学教育理念付诸北洋的工程教育实践,而且以身示范——他本身就是一位具有丰厚人文内涵和刻苦精神并敢于创业的人。抗战8年,他没带家眷,孤身一人在大后方各省中组建了6所国立大专院校: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贵州农工学院(贵州大学前身)、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他的铭言是:读书、读书、再读书。在抗战时期,生活条件极端困难,千头万绪均需应付,他仍每晨读一篇古文,每晚又秉烛读一篇英文。在美国定居后,于古稀之年,他依然自学地质学博士课程,并获地质学博士学位,成为拥有3个博士学位于一身的奇才。他学问渊博,治学成就蜚然,一生留下《铁道运行工程》、《经济论》、《水利学》等13部专著,《对数图解洪水流量计算法》等800余篇在17个国家发表的论文、调查报告等。

李书田在办学实践中尤其重视弘扬北洋文化和传承北洋精神,在他长校期间,主持举办了隆重的北洋大学建校40周年纪念活动,并以北洋大学的发展为主要内容撰写了《四十年来之中国工程教育》的纪念文章,在校庆大会上作了专题演讲,并最终确定了校歌。

北洋大学校歌的诞生本身就是北洋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1934年12月3日,北洋大学校刊《北洋周刊》上刊登了一则“征集校歌启事”:“本院……近拟编纂院史,并拟征集校歌。尚望全国北洋先后毕业各同学,本其发扬母校精神之热忱,各抒伟见,激励后生。并附录校歌未定稿于后……”校歌未定稿为:“武库宏开,葱茏佳气绕楼台。是我最悠久中华学府,文化胚胎。北运河流兹润泽,西沽桃李遍培栽。炼欧美,铸通材。综土木机电冶金采矿,育成建设人才。看外交司法峥嵘头角,工商路矿,蜚腾声誉,尽皆实事求是中来。劝同侪,好继续共同努力,永使我北洋光华发越,普照埏垓。”

“校歌未定稿”虽文辞典雅,然而时任北洋工学院校长的李书田却并不满意。当时的天津、华北早已是黑云压城,家国命运艰危,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正在逼近。而此时的北洋,在危局中仍然践行着自己“兴学强国”的诺言,率先实现了工程人才培养的本土化,打破了中国大学在工程技术上对外籍教员的依赖,并开创研究所,招收中国第一批研究生,引领了中国大学向研究性大学的转型;同时克服艰难险阻,于1934年由邓曰谟教授带领机械系学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各项技术指标都追平甚至超过德国原机,达到世界一流水准……

面对时局危难,李书田抱定了这样的信念:作为中国最早的大学的校歌,应该唱出时局危难,唱出家国兴亡,唱出北洋师生于家危国难之际的担当!为此,他找到当时中国音乐界的两位巨擘——萧友梅和廖辅叔,请两位大师以北洋大学之精神风骨为基调,谱写校歌。

1935年8月,在北洋大学四十周年校庆之际,由萧友梅作曲、廖辅叔作词的《北洋大学校歌》正式确立。校歌意境高远,大气磅礴,足以匹配北洋大学的历史地位,体现北洋大学的文化精神与优良传统:

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

悠长称历史,建设为同胞。

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

望前驱之英华卓荦,应后起之努力追踪。

念过去之艰难缔造,愿一心一德共扬校誉于无穷。

自此以后,这首校歌成为北洋人的精神支撑,激励着万千北洋师生扶危克难、严谨治学、救国报国,一字字,一句句,一声声,洋溢心头,化作无尽的力量,伴随他们走过抗战西迁的岁月,迎来了抗战胜利后返津复校再开新局的一天。

但几年之后,政权更迭,一切天翻地覆。1950年,李书田去国赴美。195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教部令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改称天津大学。从此,这所中国近代最早的世界知名的大学黯然消失。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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