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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给国安上课

——甘作“二传手”的无名英雄——悼念“五七受难者” 蒋绥民先生

毎逢什么节日,或北京要开个什么重要的会,乃至当局认为“敏感”的日子,蒋老便被有关部门“特殊照顾”,强制去“旅游”,这是全世界都“只此一家”才有的怪事,实则是被人控制着押解离京。蒋老对此大义凛然,毫无畏惧。他告诉我,他沿途还给这些“国安”人员上“政治课”让他们明是非、懂道理。蒋老告诉我一些年轻“国安”人员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是他们在学校里从来也不知道的真相与知识。

前几天与老友北京学者冯志轩先生通电话时得知,我们的“五七难友”蒋绥民先生因肠道恶性肿瘤医治无效于北京离世,享年八十五岁。此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多次给蒋老去电话都是拨通了无人接听,最后自动挂断,因而早有不祥预感。现在终于从与蒋老经常交往的冯兄处证实了噩耗,顿时自不免悲从中来。脑海中又浮起了这位和善可亲老友的音容笑貌。

蒋绥民先生是浙江余姚人,青年时代敏而好学,在大学里学的是地基勘察专业。余姚在浙东是中共早期游击队活动出没频繁的地带。因而蒋先生便因其专业所长而被中共吸收使用,成为共军中的一名技术军官,从事地基勘察的工作。由于有知识,人勤奋,工作中颇有建树,多次得到部队的表扬。但在毛泽东暴政年代,知识分子都是被歧视怀疑的对象,有点成绩,更会被一帮不学无术专吃“政治饭”的人讨厌妒恨。再加上蒋老的家庭又是所谓“非劳动人民出身”,这在毛暴政年代那就是不可饶恕的“原罪”了。

困此1957年所谓的“反右运动”一来,蒋绥民便已注定“在劫难逃”。那些整人专家积极分子,把蒋绥民平日所谓“对现实不满的牢骚怪话”给他搜集整理起来便成了几大罪状,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便稳稳地扣在了他的头上。一夜之间蒋绥民便从“人民解放军军官”一下子被打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贱民的队伍里了。

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横祸”,蒋绥民也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先是逆来顺受,接受批判斗争,认错检讨。然而这一切换来的只是更多更大的打击与迫害,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当得知将要被开除军籍送去“劳教”时,蒋绥民采取了一个当时许多人都不敢的反抗行动——逃亡。在中共铁桶似的专横统治下,逃亡并非易事,而且共产专制下,天下虽大,一旦成为政治异议者,即所谓“阶级敌人”后,则几无容身之地。但蒋绥民由于知识和生活经验的丰富,终于选对了一个在当时是最好的逃难流亡的好地方——新彊。

说起新疆,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军警如林,严管严控,“再教育”集中营……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还不是如此。中共刚入新疆,对环境的破坏还未显现,对宗教的干涉也并不如今日严重,还在处于怀柔、宽容收买人心的阶段。因而民族矛盾还不明显。故与维吾尔族人基本能和平相处,一切比较宽松。再加当时汉人还未大量涌入。新疆地广人稀劳动力呈现缺乏,求职十分容易。蒋绥民逃到此处不啻暂时找到了个避风的港湾,那时还没身份证,互联网,一张伪造的证明便在石河子农场附近找到了个一般的体力活。每月工资四十多元,相当于大陆的中、高级技工了。蒋绥民非常聪明,装成一个半文盲、无文化的“老粗”样儿,所以也没人去查他的档案,就这样成功地“潜伏”了下来。

直到文革开始三年多以后,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终于立不住脚,才被迫返回大陆,直接回到家去。当然少不了管制,批斗。不过当时重点已是整“走资派”,所以对右派已视为“死老虎”弄去站着陪陪“宰”而已。这样挨过几年终于盼来毛死亡,四人帮垮台。1978年后蒋绥民终于获得一纸“改正”的赦免书,重新回到了所谓的“体制内”。

获得所谓“右派改正”重新当上了国家干部的蒋绥民,不仅对当局没有什么“感恩戴德”,相反更看透了这个统治的专横与邪恶。他对笔者说:“明明毛泽东搞的整个反右运动都是错的,官方承认当年共划了五十五万多人为右派,最后99.96%都是错的,你这不是全错是什么?这能叫什么‘扩大化’吗?真是强词夺理到不顾常识的地步!”真是快人快语。2007年我们众多当年所谓右派集体上书要求中共当局承认一九五七年发动“反右”运动是违反当时中国宪法的违法行为,应向全体受害者道歉,而不是给一张形同“嗟来之食”的“改正通知书”,蒋绥民不但积极参与其事。更为铁流先生主编为五七年的“右派”鸣冤叫屈的《往事微痕》期刊慷慨解囊,当场捐赠1000元。他说:“我学工科的,文笔不行,但我有一分力量,尽一点义务。”情真词谦令人感动。《往事微痕》也就是在当年众多的受难者的大力捐款,赠稿中才能很快问世的。

蒋老此后更一直是如此为帮助一九五七年受难者及其他为中国民主人权发声的人们大力提供物质和技术上的支持,帮助这些朋友将文章付诸印刷,所需费用他全部承担。笔者的文集,也是由他全部提供资费才得以顺利付梓印成文集的。而蒋老捐资印成的诸多文集,他全部都赠送给了关心中国民主人权的朋友,分文不收,其中不仅有许多中、老年知识分子,更有不少中、青年知识朋友,甚至还有两位监视他的“国安局”人士。蒋老毫无畏惧地说:“我就要让他们看看,让他们也受受教育。他们能有所转变更对国家社会有利。”同时蒋老又谦虚地说:“我写不出好文章,但我明白是非道理,因此我愿作个排球场上的‘二传手’把历史的真相,把普世价值观的真理传送绐更多的人。”蒋老坚持不懈,多年如一日,最后把他自已的一套私房都卖了来作这样的公益事业。但他从不吹嘘自己,更不自封为什么“右派代言人”之类的称号,一直低调而默默地奉献著。

2012年他编辑了《五七心声》网刊,刊登了大量当年“反右”运动受害者的回忆以及许多精彩的时政评论.一时颇受好评.但也因此引起当局对他的“关注”。毎逢什么节日,或北京要开个什么重要的会,乃至当局认为“敏感”的日子,蒋老便被有关部门“特殊照顾”,强制去“旅游”,这是全世界都“只此一家”才有的怪事,实则是被人控制着押解离京。蒋老对此大义凛然,毫无畏惧。他告诉我,他沿途还给这些“国安”人员上“政治课”让他们明是非、懂道理。蒋老告诉我一些年轻“国安”人员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是他们在学校里从来也不知道的真相与知识。

人生短短几个秋!蒋老驾鹤西去。而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反右”运动,是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后,对中国知识分子展开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全面的政治大迫害和大镇压。现在这些受难者已逐渐凋零,成为一个正在消失的特殊群体。当局对这些人既恨,又毫无办法。只有希望我们早点逝去。虽然作为自然人这是仼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但作五七政治受难者,这一代人的精神,特别是许多人晚年的觉醒与坚持,将会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册上。蒋绥民老人自无愧是这个英雄群体中的一员!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议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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