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的一天，我到银行办事，只见出纳口的柜台玻璃上，从里面立着一张身份证，很明显这是谁在办理业务时遗落的，被营业员放在那儿招领。我瞟了一眼——“甄秀梅”，哦！好熟悉的名字，再细看照片，是一位端庄大方的中年妇女，特别眉宇间的那颗黑痣让我确认：这就是我们老街坊老甄家的二女儿——我三妹最要好的同学。这一别三十多年了，我急忙问营业员，通知这位客户来认领了吗？她说：“一会就到。”我便站在一旁耐心等候。
此时的思绪立刻翻滚到1970年初，在市体育场召开的万人“公判大会”上，她的母亲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就在这时我久久凝注的那扇转门送进一个人来，哦——相貌基本未变，只是体态胖了。我没打扰她，等她办完认领手续回过头要走时，我跨前一步：“二丫，认识我吗？”她愣住了，上下打量我一番后摇摇头：“想不起来，您是……”“我是哈娜的大哥，长福街胡同……”她稍作沉思，立即拉住我的双手：“哎呀，是大哥呀！你不是毕业后分到了黑龙江吗？怎么在这儿……”“那你不是下乡了，今天怎么也在这儿？”我这一反问，搞的我俩哈哈大笑，我说：“走，走，我家就在附近，到家去坐。”
到家后我立即给三妹去了个电话，不一会她也赶了过来，中午我们围坐在饭桌边，一边吃着一边唠着，追忆那流失了37年的往事，随着时间的沉淀，当年那些朦胧的故事开始聚拢、开始再现，二丫讲述了刻骨铭心的历史……
1966年8月“红色恐怖”开始笼罩全国，我家受我母亲的出身和两个姨妈随国民党去台湾的牵连，是咱们胡同第一个被遣返农村的“黑五类”，并伴随着抄家破四旧，当时我14岁刚上初二，我爸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那天单位的文革小组带着红卫兵来到我家敲门时，我们刚吃完早饭，碗筷不让收拾就叫我们全家站成一排，他们就开始翻查，记得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破玩艺儿”。后来将我姥爷留下的一些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一架子珍贵书籍全搬到院子里，点上火。当时我母亲几次上前劝说，这些书我们捐献给国家，千万别烧。他们不听还打了我妈，并将我和姐姐的长辫子一律强行剪掉。我们被撵走后，那座我姥爷在世时买下的房子也被没收了。到了旅顺乡下，我们又从当地社员手中买下一座一进二的石头房子，西屋是我尚未出嫁的小姨住。
我姥爷共四个女儿，没儿子，49年前他在大连开了几家绸缎庄，家境殷实，为人正直厚道，1945年8.15光复时我姥娘去世，那时我的大姨妈早已从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毕业，与一位同学回国结婚，在国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后来她又将我二姨介绍给一位军医，那年两个姨妈回大连奔丧，临走时非要带我们全家一起走，理由就是“我们这号人的命必定是中共要革的。”
但姥爷死活不同意，那时日本投降，苏军进驻旅大（旅顺、大连），蒋介石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大连为自由港，大连的行政权属为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旅大实际上是被苏军军管下的一个特殊的地区，国、共两党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部分人的正统观念还较强，等待国民政府来接收，那时国民党大连支部，曾几次派人找到我姥爷，劝他出来为国民党工作，但我姥爷以“双目只注堂中经，单口不论是非事”为由回绝了，但他的政治立场实际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经常向孩子门说，“笑到最后的肯定是共产党”，并让大姨、二姨规劝自己丈夫早日认清形势。1946年末，国民党军队推进到石河驿地区，距大连仅40多公里，并从海上对旅大地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致使旅大地区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中。为积极响应中共旅大地委提出的“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号召，姥爷将自己的店铺卖了改作运输，将苏联从符拉迪沃斯克（海参崴）通过海路向旅大运送来的粮食、油脂、罐头、食糖等食品，分运到各地，后来又将全部车辆、骡马无偿交给中共旅大地委领导下的运输公司，从而获得地委嘉许。
1948年冬姥爷病逝，辞世前给我们留下了那套房子，和十个金元宝。
再说我们被爸妈单位的文革小组和红卫兵赶到旅顺的乡下，住了不到一个月，一天我爸妈单位又来了一卡车的“赤卫队”二次抄家，并说母亲在作会计工作期间贪污公款，最后在一个木箱的底夹层中，搜出了姥爷留下的那十个金元宝，那时家有金货就等同于窝藏赃物一样，平日金银首饰人们都避之不及，何况金元宝。当时我们孩子不知内情，顿时吓傻了，但那些人可乐坏了，根本不听父母任何解释，硬说这就是贪污的证据，临走时把爸妈都抓走了，记得临走时母亲坚定地向我们说：“相信妈妈不会干那样的事，妈妈爸爸会很快回来的，你们要听小姨的话。”
爸妈走后，小姨才将金元宝的来路向我们说清，所以我们更加坚信妈妈无罪，大不了将元宝没收了，回家只是时间的问题。不久爸爸被放回，妈妈因“贪污”数额巨大被移交到市里。爸爸隔三差五就跑市里，多方打探妈妈的情况，起初说是贪污800元，到后来这个数额不断向上翻，达到上万元，这个数字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其罪行可想而知。当时我们头上带着几顶帽子已不介意了，只看重那顶“坏分子”帽子，这顶帽子下面包括：流氓、盗窃、贪污、杀人放火……可说凡干缺德事的人都是坏分子，在我们那儿“黑五类”中它最让人厌恶。
在这之前的1962年，我哥哥就因家庭出身不好，初中毕业不让升学而落下了忧郁症，整日闷闷不乐，不愿与外人接触，现在又摊上这事更增加了病情，有时会突然大哭一场，哭后病情会好很长一段时间，有次干活后在地头休息时，由队里的文革主任传达文件，不知怎么的，哥哥突然咧开大嘴刚要哭，让主任看到了，大喝一声上前就是一脚，将哥哥踢翻，顿时他就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有位社员赶紧给他捏人中，对前胸后背又拍又打，这才缓上一口气，可从此他的病情更加重了，除家里人外见到任何人都害怕，我们知道这是那次的哭给吓回去所致，所以就盼着他哪天能再大哭一场，但从此他不再哭了，也不会哭了，成了个不能下地干活的废人。
嗨，那几年在农村糟的罪真是无法说，穷，大家是一样的，但我们要比穷还要低贱，就比方说秋后社员到地里翻捡土里余下的小地瓜头、小萝卜头，那也不许我们一起去，得等人家都捡完了你才可以进去；那石头房子夏热冬冷，又阴潮，特别在冬季屋里没有炉子，手脚冻得发紫，这时就想起小时候放学回家，妈妈赶紧揭开衣襟，把我们的双手放进她那热乎乎的胸前……这样的日子还能回来吗？
到1968年8月，我家附近的老营房，又被赶来了大批的大连公检法的人员住满，据说是按照中央的“彻底砸烂公检法”指示在这里办学习班。市公检法被全面军管，法院检察院都被撤销，合并到市革委会的人保组，当时我爸还说：“这回你妈的案子被解放军接去了，可要出头啦。”时不时他还去偷偷打听老营房里的人。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一位老公安告诉他，“你老婆的案子争议很大，第一、单位财务账项确实显示有贪污，但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你老婆干的。第二、不能以搜出的金元宝价值硬套贪污数额。第三、黄金是被国家禁止买卖的，即使贪污了足够的资金也无处购买十个金元宝。”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好一阵高兴，认为见到妈妈的日子不远了。
到1970年全国又掀起“一打三反”运动，那年的农历腊月初十，我们看到一张贴到我家院门上的公审大会的布告，其中有妈妈的名字打着红勾，被判死刑！当时我们都被震晕了，爸爸脸色煞白倒在地上，那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判死刑后不准上诉立即执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不通知家属，也不发给家属判决书，家人不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判大会”。
我们打听到了，两天后由市公安局军管会主持，在市人民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估计“游街”路线肯定经过中山路，爸爸决定除了哥哥外，带着我们在那天一早就等候在长春路商店门口。当进入会场的卡车在开过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妈妈，只见她高昂着头，但双眼在人群中急速地搜索着什么，我们不敢喊，但我知道那是她在寻找丢不下的我们……
一个小时后，公判大会结束，我们又等在体育场外，再次见到妈妈，只见她一出体育场的大门进入街区就大喊：“苍天呀，冤枉，我冤枉！”那声音就像黑暗中的一弧响亮的闪电，直刺每个人的心，紧接着就看到押解人员用绳子马上套向她的脖子，很快被她咬住又喊出第二句、第三句，又一根绳子勒上去……汽车在我们模糊的泪水中疾驰而过……后来听参与处理妈妈后事的姐姐说，妈妈遍体鳞伤，新伤压旧痕，她的颈椎骨在刑车上就被勒断了，到了刑场已是一具僵尸，硬被拖架到刑位补了一枪，她的狱友们也反映说：这个女人真刚烈。此前她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只是画了个大大的放光芒的太阳。我想那一定是她对阳光下法治的渴望；对光天化日之下罪孽暴晒的祈盼。
三个月后，有个穿便装的人到家里来，说是市革委会人保组派来的，拿了一张表格似的纸张，要父亲签字，没有留下副本，此前也没有开庭审判，更没有正式通知家人，不能去告别，不允许妈妈留下遗言——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在中国历代皇权专制王朝都保留着被执刑者留遗言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历史上记载的李斯在刑场上表抒怀念“带着黄狗打猎的日子”之感慨；名医华佗在刑前把他的著作托付给狱卒；窦娥在被处死前还允许她向世人宣称：上天六月将降雪以证明自己的蒙冤……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共和国却没有这一切，这就是所谓的“全面专政”，人命如草芥，妈妈就这样成了一缕西去的冤魂。
1973年有人给我们转来一封信，是爸妈单位的一个得了骨癌晚期的叫小陆的会计，在临终前写给我们的，信中说那笔去向不明的800元款项是她挪用了，由于出现了我妈的案子，她就沉寂下去，至于以后那些天文数字的贪污款，全是上面让她编造的假账，并叮嘱我们以此信为据为我妈昭雪申冤……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爸爸以此为据到市里申诉多次，但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77年5月22日，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协会员之船”访问中国大陆团一行340人，来大连进行友好访问，其中一位日本友人受我大姨妈之托打听到我们，由此我们才知道大姨妈和姨夫现居日本仙台市，在她的母校——日本东北大学任教，二姨妈全家在美国的圣迭戈开了一家很有名气的中医医院。
1978年6月25日我们接到中共旅大市委为我母亲的冤案进行公开平反的通知。并从当年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查纠正文革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报告》中得知：“文革中的绝大多数死刑是1970年前后判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从《大连史志》上得知：光大连市截至1978年8月中旬，全市175件集团性冤、假、错案已平反159件，占90.9%；涉及7693人已平反7489人，占99.3%；3437件个人冤、假、错案已平反2043件占59.4%。
1980年我父亲与小姨结婚，同年我们全家除我和丈夫为了照顾我哥和年迈的婆婆外，全部去了美国，这是我坚持的，谁敢担保咱这个国家以后不再折腾？
2002年我哥与婆婆先后去世，我和丈夫也先后退休，就经常去在加拿大工作的儿子那里生活，但仍保留中国国籍。
文革时期留下的冤情比比皆是，罪行罄竹难书，因为整个中国就是一座大冤狱。父亲经常劝慰我们说：“冤再大也没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冤大，屈再深也只是文革中死难者的800多万分之一。”是的，我们一个草民百姓只有逆来顺受的份，但我从另一个角度不能原谅我姥爷当年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的错误，若当初全家跟我大姨二姨走了，不就逃过这一劫了吗？当年那十个金元宝全捐了，不也没这事了吗？对我妈案件的每个时间、地点，相关数字，就像刻在我心里一样至死不忘，因为这是一本我们民族子孙要永远牢记的账。
在听二丫的讲述过程中，我们的双眼时时盈满灼热的泪水。
当年我们那条长福街胡同，南北共47户居民，文革中有3户被赶回农村原籍；4户被抄家、批斗，其中4人死亡。
2009.12.8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