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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毛的攻势仍未结束。一九五八年秋天,毛坐飞机、专列、游艇等来回巡查各地农村的大变革。每到一处,群众的欢迎程度就更加热烈。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上午,毛乘飞机去武汉。前国民党将军、高级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在武汉和毛会合。毛邀张治中一同巡查,张极其高兴。张治中很会说话,谈到当时的“大好”形势,张捧毛说:“这可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哪。”

曾希圣也善于投毛所好。原籍安徽的张治中,便和曾一起鼓动毛到安徽去看看。于是由武汉乘船至合肥。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往后轰动一时的“后院炼刚”——原来是在省委机关院子里,搭起砖头和泥叠起四五米高的“土高炉”“土法炼钢”。土高炉里的炉火通红。炼钢的原料是些铁锅、铁铲之类的家庭用的铁器,甚至还有门上的铁荷叶、铁门把。

毛问炼出钢没有。曾希圣拿了一块钢锭给毛看,说这不是炼出来了。这简直是使人不容怀疑的了。

毛号召全国用多快好省的炼钢方法在十五年后超过英国的钢年产量。何必化费巨资兴建钢铁厂呢?于是“土法炼钢”的空想诞生了。

这个景象很使我迷惘。炼钢的原料原本就是家用品,炼出钢锭后,再做成家用品。炼钢做钢,炼刀做刀,岂不荒谬?全安徽省的土高炉里所看到的,都是一坏坏粗糙不堪的钢锭。

在离开前,曾希圣向毛提出请毛乘坐敞篷车,让群众夹道欢送。理由是可以让更多的安徽人亲眼见到毛。一九四九年夏天,北京市民夹道欢迎毛进城解放后,毛乘过敞篷车。一九五六年九月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时,毛又乘过敞篷车一次。但往后就少再公开露面。毛每次至各省出巡视察时,工人都经过政治过滤和控制。毛一向只接见党高级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就连他每年两次在天安门上露脸,广场上的群众也经过挑选。毛不愿在群众前公开露面,不只是为了安全上的顾虑,也怕被别人说在搞个人崇拜。

毛相信领导本身的形象,就是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意志的无限力量。而毛也需要一种“群众自觉”的行动方式,公开为他歌功颂德。极会察言观色的张治中替毛解决了这道难题。张说:“我这次有幸跟随您出来,一路上觉得您有着一种戒心。”毛问张什么戒心。

张说:“您好像随时随地怕造成个人崇拜,在这上面有戒心。”毛注意听着。

张说:“您是中国的列宁,不是中国的斯大林。您和列宁一样,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可是列宁在革命胜利后八年就去世了。您身体这么健康,全国人民都认为您可以继续领导三、四十年,直到进入共产主义大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幸运,这又和列宁不同。”

“您不是中国的斯大林,斯大林继列宁之后,开始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到极点,越到晚年越厉害,以致犯了严重错误。而您一直坚持民主领导的作风,强调‘群众路线’,没有丝毫独断专行,怎么会有个人崇拜呢?”

“今天中国建设成就这么伟大,人民生活改善这么快,人民自然流露真诚热烈的爱心情,这是人民热爱自己的伟大领袖,决不是个人崇拜。”

张这番说词大获毛心,毛同意公开让合肥市民夹道欢迎。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合肥总共有三十几万市民夹道欢送毛主席,个个竞相亲眼争睹这位伟大人物。毛由招待所到火车站乘敞篷车所到之处。我怀疑这些“自觉”的群众也是经过筛选的。他们穿着彩衣,颈上挂着花圈。敞篷车所到之处,一片花海,载歌载舞,群众欢叫着“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的口号。曾希圣事前做了万全的准备,安徽省公安厅负责挑选群众。这些群众是真心爱戴毛主席,一见到毛,欣喜若狂。

毛开始思考供给制的可行性。毛说:“粮食太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实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从红军时代到一九五四年,中共内部实行供给制。一九五四年以后,改成干部资金制。毛决定重新实施干部供给制,叫中央办公厅先实行,而由一组的工作人员开始。

这时上海市市委的《理论月刊》发表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一篇歌颂供给制的文章。毛对这篇投合心意的文章,大加赞赏。要张春桥立即赶来,与我们同车去北京。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春桥,后来他的权势在文革时迅速提升,文革后被打成“四人帮”。张这人对人冷漠,不易接近。我从第一次见张就不喜欢他。他大力提倡重新实施干部供给制会使我的生计陷入窘境。我有很大的疑虑。我与娴从澳大利亚转香港到北京后,在两年的供给制中,早将从国外带回来的储蓄用光了。这时再改回供给制,我们便没有钱可以垫成家用。

我们必须赡养我的母亲、婶母、舅母、表妹、我们的两个孩子和娴的父母。我改成供给制后,只靠娴一个人的薪金,怎么养得活她们呢?她们都是老的老了,小的还小,没有自己谋生的能力,这怎么办呢?

一组里也没有人愿意实施供给制。同行的叶子龙忐忑不安,叶的薪金极高,自然不愿改制。叶子龙说:“大夫,你有困难可以告诉毛主席。”

我想,叶的心里明明也不同意,他无非想让我说出不同意的话。如果毛决定不改了,他可以依然拿薪金。如果毛决定要改,我在众人心目中自然就是落后分子了。

我明白,毛意图用供给制代替薪金制,是认真想这么办,并不是随便说说就了。毛之让大家讨论,是想先听听我们这些人的意见,认为这些人会讲真心话,这样可以有助于他做出决定。

我走进毛的车厢内,毛正躺在床上看书。他看见我进来,说:“大夫,有什么新闻?”

我说:“我们讨论了改供给制问题。”

毛说:“怎么样,有什么高见?”

我说:“改成供给制,我有点困难不好办。”我接着说明了我家里的情况,并且说,如果改了的话,这些人不好办。

毛说:“如果城市里,按街道都成立了公社,大家在公社中参加一定的劳动,不就解决了吗?孩子放在托儿所,公家给钱。”

我说:“还有难处。我舅母年纪轻一些,她可以这么办。可是我母亲和婶母年纪都老了,有病,身体很不好,没有劳动力,公社怎么会让她们白吃饭?孩子都要国家养,公家出的钱,恐怕比发工资还要多。”

毛点头道:“这倒是要算一笔细帐。要算一算公社集体劳动,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养活公社里的这么多的人。老人和小孩太多,恐怕就困难了。我己经向中央打了招呼。也让一些秀才,就是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讨论这些问题。如果目前实行不成,那么等以后再说。”

我走出来,一名卫士正在门外听着。他看到我,伸出了右手大拇指,悄悄说:“大夫,还行啊,有希望不改了。”

这事显示毛此时仍很理智,“大跃进”的欢腾景象使他振奋激动,但他对土高炉炼钢仍是有怀疑的。他曾一再估量,能不能在十五年以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他纳闷说:“如果小高炉可炼钢的话,为什么还要那么大的高炉呢?难道外国人都是笨蛋?”

田家英对这一点保有谨慎的理智。

田说:“张春桥的这篇文章,造成的影响坏透了。这完全是一篇哗众取宠的文章。当权的党不能随心所欲,乱提口号,不看我们国家生产落后,不看有几亿人要吃饭要穿衣。好像餐风饮露,赤身裸体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真是信口开河。我们党一贯实事求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说假话,瞎吹牛,还不以为耻的事。这完全违背了党的好传统。现在有的省己经吹到粮食亩产上万斤,简真是沽名钓誉,无耻之尤。不过也难说,‘楚王好细腰,宫人皆饿恐。’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田家英这一席话,显然指出毛的好大喜功,只能听阿谀奉承的话。在这种压力下,一级压一级,不久又出了亩产两万、三万斤的报告。

大众心理行为学专家曾对中国一九五八年夏末的狂热做出解释。他们认为,中国陷入一场由毛所领导的群众歇斯底里热潮,到最后毛也成了这神话的牺牲者。到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毛自己也把那些口号当成真理,一心盲进。回到中南海以后,机要室西楼的后面,警卫局在万圣殿,都建起了小高炉。入夜后,片片火光,照得中海红光闪闪。

少数清醒的人只能闷声不响。每个人都争相跳上这班开往乌托邦的列车,全力向黑暗疾驶而去。原本“反冒进”的人也跟着毛指挥棒起舞。没有人知道他们心里真正在想什么。每个人都困在这场集体歇斯底里症的乌托邦。

过了十月一日以后,又乘火车南下。沿铁路两旁的景象,与一个月以前又不相同了。沿线两边的农田里,挤满了忙着农活的男男女女。仔细看的时候,男女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或是须发斑白的老年人。女人则是穿戴得花花绿绿,像是过节过年一样。原来农村中壮年男子都派去炼钢铁,或上山搬运砂石,以堆砌土高炉,或去兴水坝、水库去了。

田野的景观也大变。过去毛睡眠时,停车的地方,都在飞机场,或叉路僻静处。现在不行了,这些地方,都有不少人,运料运炭,熙熙攘攘,在大炼钢铁。入夜,处处小高炉燃起红红的火花,照亮了半边天。

在沿途又看了不少人民公社,这时的粮食产量,据各公社负责人的汇报,已经高得使人咋舌。到人民公社的食堂去看,都挂上彩旗,设立报喜台,公社内的生产队,生产小队,有了新的更高的产量时,敲锣打鼓来报喜。

此时毛原先的怀疑和理智已经全部消失无踪。他欢欣鼓舞,真的相信那些不可置信的高粮食产量。他的兴奋也感染了我。我虽然很纳闷中国的农村怎能在一夕之间有这么大的转变?但事实摆在眼前,不由得我不信。只有在某些时刻,我脑海中会闪过一丝理性的怀疑。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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