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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胆:两场“杀人比赛”之冥想

在键盘上敲下这个题目之际,心情有点压抑……沉思良久,才开始打正文。

杀人,杀戮无辜,这已经够残忍了。杀人,还要进行比赛,这是一种怎样的疯狂啊!这里,试举两个不同场合的“杀人比赛”,藉以做个比照。

这一场“杀人比赛”,发生在抗日战争年代。1937年初冬,侵华日军中的两个少尉——向井敏明与野田毅,经约定进行了一场砍杀一百个中国人的比赛。赛后两人会面于紫金山下,彼此手中各握有一把缺了口的军刀。一个说:“我杀了一百零五人,你呢?”另一个说:“我杀了一百零六人。”两人哈哈大笑,但因确定不了究竟谁先达到一百这个数,双方只好商定这一回不分胜负,重新开赛比一比谁先杀满一百五十个中国人。于是,次日杀人比赛再度进行。事发当年,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曾作过“百人斩超纪录……”的相关报导。

另一场“杀人比赛”,则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据《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披露,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在其自撰年谱中“愤怒地写道”:“不是有一个女孩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冯国璋的儿子冯致远夫妇即为一例。其恐怖与野蛮远远超过希特勒,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说‘史无前例’的话,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冯国璋当年是代理大总统——作者注)

比较这两场“杀人比赛”,不同之处有:一、前者是受过高强度军事训练乃至“武士道”精神薰染的壮汉,后者是没有上过几节像样的体育课的花季少女;前者是日本人杀中国人,后者是中国人杀自己的同胞中国人。无论其国籍、身份、年龄、性别如何,就残害人的生命而言,就将人杀死这个本质而言,两者都是杀人凶手,这一点是相同的。

古今中外,从未见过有哪一个国家以屠杀自己同胞为能事的。至于成群结队的花样年华的少女,被毛魔和中共调教、驯化成“要武”的滥杀无辜的凶犯,甚至“巾帼不让须眉”,这在人类史上有过吗?!仅此一端,就显现共产恶魔的可怕及其罪责有多大。一个有出息的善于反思的民族,不会简单地把什么罪孽都归咎于那个时代那段历史,也不至于把什么帐都一股脑儿算在红卫兵、造反派身上,不过,这些杀过人的红卫兵自身终究也是欠了血债的。

那两场“杀人比赛”,从表面上看,女红卫兵杀死的人数远比那两个日本鬼子少得多,然而,有没有想过,其当时所起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当然还有其他头面人物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客观上在全国范围内导致了多少人丧命?“文革”中的“杀人比赛”,又何止是一场!

后来,日军那场“杀人比赛”的两名“参赛”者——向井敏明与野田毅,于1947年9月2日被盟军最高司令部批捕,后被引渡回中国,并被国民政府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翻出这个结局,并不是喻示要对“文革”“杀人比赛”的“参赛”者追究法律责任、绳之以法,而是希望他们对这段历史有一个醒悟而正确的认识。

其中有些人似乎迄今仍活得自在而若无其事,始终缺乏起码的忏悔意识,这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悲的地方,也是其个人可悲的地方。

尤其可悲且可恶的是:中共现当局已将8年级历史教科书下册的部分史实内容再作篡改,新版已不再提“文革”是“动乱和灾难”,而把它美化成了“艰辛探索”。这种公然为世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翻案的作派,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开历史倒车,而是歪道闯入世界现代文明的“高速公路”而逆向行驶,危险至极。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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