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突然宣布今年首都的五一法定假期延长三日，《金融时报》就指，这些举动缘于政府希望避免出现纪念五四运动（下作「五四」）一百週年的集会。
“一个常态国家，政治的责任在成年人，年轻人的兴趣都在体育，娱乐，结交异性朋友；而在变态的国家，政治太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胡适，《五四运动纪念》
五四前是追求新文化的时代
北京突然宣布今年首都的五一法定假期延长三日，几近肯定那是一个政治敏感的时期。《金融时报》就指，这些举动缘于政府希望避免出现纪念五四运动（下作“五四”）一百周年的集会。然而，中共对五四可谓叶公好龙。一方面，中共很早就相中五四的爱国主义，并强调自己就是五四“民族强大”和“反帝国”精神的继承者，习近平今年甚至借题发挥，把五四精神与“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扯上关系。但另一方面，中共又害怕五四成为了异见人士的思想泉源。三十年前，在天安门广场还未知等着他们的是子弹与坦克的中国学生，就发表《新五四宣言》，宣称他们才真正承继了五四的衣钵。一百年来，各方都在争取五四的诠释权。其实，五四是什么？
清代中叶起，满清积弱，早已埋下了知识份子怀疑传统的伏线。不过，在清廷残喘的新政和立宪时期，无论是保皇派和革命派，对传统的维护或批评，主要都聚焦在政治上的层面，特别是中国政制的去向。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成立，表面看来实行三权分立，可惜未能带来政局的稳定。二次革命和中日的《二十一条》风波，令举国气愤与无奈。政制更迭，但国家仍旧不安，自然刺激国民寻根究底。
陈独秀（后成为中共创立人之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正是在这种氛围下的产物。细读陈独秀在创刊发表的〈敬告青年〉，诚然反映当时知识份子对政治革命的灰心，因而承继百日维新，重弹启蒙民众的“旧调”，其用意明显不过：以文章改造中国固有的国民性。后来一批文化精英纷纷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于是刊物的地位日增，批评中国传统，并倡议文学、伦理、史学变革的新文化运动就此展开。
问题是，曾誓言不问政事，又自称追随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及由它所带起，指向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为何会演化为走上街头，反帝国、“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甚至发展到从效法西方的共和制，转而拥抱马克思主义？
五四的动力：恨铁不成钢的民族情绪
事实上，清末绝大多意见都不抗拒“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观，认为中国应学效西方的民主与共和，才能变得富强。但在五四前夕，中国人对西方政制的敬崇，却因动荡的政局而一去不复返。一战的爆发与结果，令国际社会开始重思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普世价值开始转变，巴黎和会的恃强凌弱不再为中国人所容。由于民间及各政团党派都非常关心巴黎和会的进展，于是，当德国把山东青岛的权益转让日本已成定局后，学生与群众按忍不住。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学生和其他团体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后，先到使馆区，再往赵家楼找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算账”，把曹府付诸一炬，并误把同一屋檐下章宗祥以及护着他的日本学者中江丑吉痛打一顿，军警只好镇压学生的行动。
然而，五四的反帝国主义不单因为全球思潮的变更，也与民初的民族诉求息息相关。当《新青年》文章频频批评孔儒传统，又提出使用白话文等，胡适也留意到，当时只要随手翻开那个时代的新杂志或报章，就可以看见反省传统和输入学理的趋势。在民初的时代，从孔教、文字、贞操、礼教、教育，到各种西洋学说，处处可见“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的心志，这正是一个强化和巩固中国民族主义的过程。五四以反对“他者”的姿态呈现，源于社会已孕育出“我们”的意识。
五四作为一场运动（movement），见证了时代思潮的巨变。从启蒙到反帝国；从倡导科学、民主到马克思、共产，民族主义推动了五四的兴起，把焦点放在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却反过来受五四的反帝国主义引导民国的群众转投马（克思）先生。可见，要回答“五四其实是什么”，绝不简单。五四的核心不是纯粹对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渴求，也非单纯对帝国主义的鄙夷，更大程度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民族情绪。然而，这正好成为迄今中共煽动民情的土壤，却又是中国难以真正走进现代化的主因之一。
当代中国民众如果执意五四“国家要吐气扬眉”的意识形态，继续沉迷在“救亡先于启蒙”、“民主不能当饭吃”、“政治0分、经济100分”的论述，而非肯定政治与经济须分清先后次序及平衡两者，持平追求一个让更多人活得有尊严与自由的社会，他们心目中的“强国”肯定很快再度走向衰败。又或者，一百年来它其实从来未真正强盛过，由始至终只是胡适口中的“变态国家”。敢问，世界有那个强大国家的领导层都心系移民和走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