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人士王军涛自诩职业革命家，人生两度因天安门运动坐牢，身上就算背了「四把刀」也要把民运路走下去。对于中国未来变革，他乐观地说「大规模政治风潮出现的时候，什么管控也没用」。
1976年，王军涛还只是个17岁高中生，在清明节那天组织两个班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当时广场上已有大批民众自发聚集，悼念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情绪，史称「四五天安门事件」。几天后，王军涛被指为反革命事件幕后策划者，在北京海淀看守所被关押7个多月。
1989年，王军涛31岁，当时是「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六四事件后被指为「煽动、组织、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案犯」，遭重判13年。
他1990年被捕入狱，1994年以保外就医名义前往美国，此后一直从事海外民主运动，2010年当选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
王军涛很肯定地告诉中央社记者，还会有第3次、第4次、第5次······的天安门运动。根据他对民主转型的研究，多数国家政治转型前都会有大规模政治风潮，中国也不会例外。
然而，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数位极权」时代，透过科技监控，任何有可能形成反抗政府的势力，苗头乍现就被打压，能够形成突破口的社会空隙在哪？
王军涛认为，就算是采用大数据控制，根据的还是常规社会下的数据，但有些团体不属于常规社会，譬如黑社会，近代中国的革命力量也常见跟黑社会结合。
此外，没太多纪录的青年人和「化外之民」，也是当局比较难掌握的。他以去年7月向习近平像泼墨的女子、不到30岁的董瑶琼为例，她年轻、不知名，对泼墨行为没有恐惧感。
去年4月，当局封杀热门App「内涵段子」，数百名网友立刻前往各地广电局前抗议，这些人平常隐身在大众中，忽然就成为群体抗争的成员。
王军涛说，八九民运之后的政治风潮，不再是由知识分子的良知推动主导，民众投身政治的动机变多元，像是抗议问题疫苗、毒奶粉、强拆、基督徒争取信仰自由等，「大规模政治风潮出现的时候，就是突然一批平常不关心政治的人都出现了」。
王军涛以八九民运类比，当时一些曾在1970年代末参加过北京民主墙活动的人都被当局盯上了，反而是吾尔开希、柴玲这些年轻人一夜之间出现在公众眼前，「一个事件可以把小姑娘都变成广场总指挥」。
他认为，中国社会上还是有一些有政治素质的人，只是平常受到政治和思想管控，接触的事物受限，一旦机缘出现，就可能变成政治家。
虽然中共高压监控，但为了经济发展，中国势必要走向全球化、资讯化和市场化，必须引进专业、引进国际规则，这就不可能完全消灭民间的组织；而这些专业的职业利益和良知，也会和共产党的专制冲突。
另外，统治集团越极权、管的事越多，内部越容易出现分歧，执政者的分裂也会有助于社会变革。
王军涛对外界不看好中国的政情变化不以为然，「我看满眼都是生机，只是timing（时机）问题」。
组建中国民主党，就是为中国接下来的情势变化做准备。他说，中国民主党的作用首先是在黑暗中给人希望，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行了，人民要知道可以到哪去；其次是国家转型要有组织因应，研究转型也是其重要使命。
有学者研究，中国民主党在中国至少24个省分有党员。王军涛的顾虑不在于无法动员，而是一旦动员了，国内的人要坐牢，他这个领导人物却在海外，说不过去。
两度因天安门运动坐牢的中国民运人士王军涛说，八九民运之后的政治风潮，不再是由知识分子的良知推动主导，民众投身政治的动机变多元，像是抗议问题疫苗、毒奶粉、强拆、基督徒争取信仰自由等，「大规模政治风潮出现的时候，就是突然一批平常不关心政治的人都出现了」。
拥有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军涛，比起一般纯理论学者，多了一些江湖味；比起一般政治运动家，又展现理论优势。
他说话语速快，行动力也强。自2011年以来，每个周六晚上他和同道都在纽约时代广场做半个小时的活动，声援为民主、自由和保卫自己权利坐牢的人，至今已经举行超过430场。
有些人告诉王军涛，在国内抗争做不了，在海外抗争没意义，他回应说：「那就不抗争吗？其实抗争有时就是一个表达，有不平就说出来，怎么可能没有机会解决你就不说了呢？」
从青少年到60岁，王军涛的表达欲始终很强，他也认为在海外能做的比在中国国内更多。
尽管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但这条路可不是人人都能走的，他说，从事中国的民主运动，身上要背负「四把刀」。
一是中共的迫害和抹黑；二是民众、学界和舆论的误解与批评；三是同仁间相互倾轧，为不落人口实，他已处理名下财产；四是家人质疑这些付出有什么意义，民运中「家破」是常事，「不在这条道上的人，真的不知道这条路有多艰辛」。
究竟为什么在与中共对抗的路上能走40多年，而且还要持续走下去？他归纳两大原因：「第一我傻，第二我喜欢挑战。」
傻，因为他不想适应这个社会，更想保持童年对社会公理的追求；至于挑战，「有什么挑战比推翻共产党更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