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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仲维光:仰望活在天界的人

—读赵翼「论诗」杂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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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五四,竟然在我这一代人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屁话,认为中国没有「史诗」,认为中国诗歌无法和西方诗歌相比。事实上恰好相反,就丰富性、多彩性,西方无论诗歌及诗论都无法和中文诗歌同日而语。中国诗歌从来都是史诗,不是论首,而是句句甚至词词都充满典据、世故人情。西方诗歌,儘管中文我们现在称它们是「史诗」,究其实却不过是「事诗」——讲一件事情、一个故事而已。

3.

然而,在诗歌及文化带来的绝望且痛哭之后,余却也应感到生而有幸,因为父母还是给了我很多生物及文化的基因,它使得我身体有细腻的感觉,运用的是丰富複杂的语言,学习了包容着无限想像力的图画般的文字。这一切使我们有了鹊桥,能够得以去窥测和去相会我们的先人。

我不是诗人,亦非研究中国文学及诗歌的专家,儘管五四后让我们这几代人和中国文化传统、文字传统绝了缘,但是还是有去不掉的文化、文学基因,古诗词是天生于父母、社会,神州大地给的爱好。所以对于赵翼的论诗、杜甫的论诗,依然天生有着自己的感觉及认知。

这五首诗在大陆,在我那个年代只有第二首的后两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因为共产党领导人为了歌颂自己而引用过,使得它在社会中有所流传。其它对我们这两代人都是陌生的。但是我读赵诗,最深地引起反响的却是三、四、五首。为了准确理解,我查了一下所谓专家们的注释。但是这一查,却让我十分困惑。难道我们连理解古人、古文的能力都在飞速地退化?

「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亦有作「诗解穷人我未穷」的),对此,几乎所有在网页上找到的注解都是:

「作诗可以纾解穷困而有才华的怨恨,但是我还没到达穷困的地步,恐怕因为作诗让自己陷入穷困的地步所以还没专致去研究作诗。」(取自网路原文)

为此我带着怀疑扩展了我的搜寻。因为「穷而后工」,这其实早已经成为写好诗的一个重要看法。

由于五四,竟然在我这一代人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屁话,认为中国没有「史诗」,认为中国诗歌无法和西方诗歌相比。事实上恰好相反,就丰富性、多彩性,西方无论诗歌及诗论都无法和中文诗歌同日而语。中国诗歌从来都是史诗,不是论首,而是句句甚至词词都充满典据、世故人情。西方诗歌,儘管中文我们现在称它们是「史诗」,究其实却不过是「事诗」——讲一件事情、一个故事而已。

「穷而后工」是早赵翼七百年,北宋的欧阳修(1007-1072)首先提出的。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的开篇中说: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鬱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歎,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编辑《古文观止》的吴楚材在书中的这篇文章之后评述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

吴楚材所言是因为,早于赵翼一千九百年、欧阳修一千二百年的司马迁(大约前145年-前86年)对诗之所以为诗,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看法是,「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发愤而作」。

对于诗及诗人,长于赵翼大约千年的韩愈(768~824)则在他的《送孟东野序》一文中提出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为此,诗歌是由于「不平则鸣」而生。

对比这三个看法,我们可以看到,诗歌的发生,无论「发愤而作」还是「不平则鸣」,亦或是「穷而后工」,说的都不是人的金钱地位、物质状况、社会存在,而是人的性、人的感、人的行、人的思!把「穷而后工」解释为穷了才能够写好诗,写好诗就会穷——情何以堪!

由于赵翼和欧阳修无法亲自来告诉我:他们说的穷是穷人,是人没有了钱,但是我还是想要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他们来如是对我说,我也不接受。因为这其实也是中文奥妙之处,广袤之处——四通八达之处。诗不达诂,我觉得如此理解这些文字会更隽永。

「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这个「穷」字一定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穷;而欧阳修用的那个「达」字,我也更愿意理解为:诗写的好的人不是通晓事理的人,而更多的是穷尽一种感觉,一种追求的人。为此,赵翼的这句论诗照我的理解是:

要写好诗,追求就要穷尽到极致,我没有做到穷尽,所以我的诗也无法达到极致。

2019.5.20德国·埃森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来稿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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