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_hongming（维基百科）
清末民初的那些人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离我们远去。可是，在群星灿烂的民国人物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的背影，教人忍不住回眸。这就是清末民初的“文化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祖籍为福建同安，1857年生于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父亲辜紫云是橡胶园的总管，母亲为葡萄牙人与马来人的混血儿。辜鸿铭十岁时随其义父、橡胶园主、英国商人布朗回国。天资聪颖的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着义父为他安排、开设的各种课程，进而留学英、德、法等国，并先后获得爱丁堡大学、莱比锡大学、伯明翰大学、巴黎大学等名校的博士、硕士学位，精通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九种语言。
在异国他乡留洋十四年的辜鸿铭，始终牢记着临行之际父亲在祖宗牌位前焚香时的叮嘱：“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1880年辜鸿铭学成归来，供职于英属新加坡辅政司。期间，巧遇晚清外交官、大学者、奠定汉语语法基础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两人倾谈三日，相见恨晚。辜鸿铭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就此崇仰中华文化，对父亲说的“你是中国人”这句话更是有了一种神圣的归属感，并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回家研读经史子集，潜心典籍数年。这种痴迷与苦学劲儿，直至他做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后，都未曾间断。如若脱离了儒家文化，又怎能算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1883年，辜鸿铭便在英文《字林西报》连载题为《中国学》的长文，阐述国学义理，宣扬其为之倾注了深厚感情的中华文化。
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是屡战屡败。而甲午战争的惨败，签下了进一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至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签订的更是令中国大伤元气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危机加剧。其时，朝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自家的器物不如人，有的还由此及彼地联想到不止是器物，吾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制度皆不如人家，以致国人中的一些急于寻找出路的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西方的思想文化，呼吁引进西学，甚至“全盘西化”，而自轻自贱起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来。
“儒释道为中国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内涵”（见《解体党文化》）。在贬损儒家学说而把西方理想化的大背景下，辜鸿铭深深地忧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基本精神的儒学将被毁弃。留学西洋十四年，精于西学的他，见多识广，眼界也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开阔得多，自然更有发言权。可他并未像世人所想的那样“全盘西化”，反而是由西返中地复起“古”来，反其道而行之。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年，辜鸿铭拿出他的强项——用英文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向世界介绍、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博大精深的儒家经典（在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在给底气不足的中国人打气，教他们不要妄自菲薄。
1910年，为悼念去世的张之洞，辜鸿铭以笔记体形式完成了《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分上下卷。其中有一节写道：“西人治国，行政所以能百事具举者，盖仅得《论语》‘敬事而信’一语。昔宋赵普谓：‘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余谓：此半章《论语》亦可振兴中国。今日中国官场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则州县官不致三百六十日中，有三百日皆在官厅上过日子矣。”此书记述了自己在张之洞幕府当幕僚期间的部分经历与所见所闻，从中也体现出他对孔孟之道的深挚的尊崇及某种忧患意识。
1915年《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创刊，标志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恰恰是在这一年，辜鸿铭出版了他多部论著中的最重要的一部：《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他在书中说：“儒教有别于西人之耶稣教与佛教。西人之宗教，乃个人之宗教或教堂宗教；儒教，乃社会之宗教或国教。孔子之于中华民族，厥功甚伟；余有此论者，盖因孔子赋人以真正之国家观念也。”“孔子晚年著有《春秋》，详载其力倡之国教。孔子谓之曰《春秋》，盖因其旨在述国之兴衰之道德根源；国之兴衰，如季节之春秋变化。”该书阐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弘扬中华文明，并主张以儒家思想改造西方社会，在西方多国引起巨大反响。
对于新文化运动彻底的“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与《新青年》提出的“用白话代替古文（文言文）的革命”，辜鸿铭并不认同，并于1919年7月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反对意见。他认为古文（文言文）并非“死的语言”，乃属典雅之语；他还觉得古典文学惟其载“道”故绝非“死文学”，而改革者教人沦为伦理之侏儒的文学始为“死文学”。他有资格也有本钱这般断言：“最通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正如莎士比亚作品的英文比现在流行的英语更为华美一样，而中国经典也是比市井白话要典雅、华丽的。”
古典文学、儒家文化在辜鸿铭心目中的地位如何，通过其教学即可了然。他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时，根据中国五经之一的《诗经》的分类，将英文诗分作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数种。他还把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称作洋离骚。他用严正的古诗形式翻译英文诗，也教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等文言启蒙课文。这种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教学方式，既能让学生学到西洋文化，也能使他们的心地植入传统文化的根系。这是实实在在的守护啊！
1919年8月，辜鸿铭在《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再次发表文章，以示愤慨：“初回国的欧美留学生，竟将世界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间摧毁破坏……”他忧心忡忡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文化的颠覆，以致造成国学文脉的断裂。
面临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扫荡，当时的反对者也不乏其人。然而，他们之中，能够像辜鸿铭那样以一己之力，不遗余力地捍卫、守护、传承乃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屡遭新文化派的围攻而不改初衷者，又有几人？国人往往津津乐道于辜鸿铭的一些妙语、趣闻、轶事，却忽视了他忍辱负重且终其一生地守护国学的精神。而这正是辜鸿铭的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他的价值所在。
文化巨擘吴宓是如此评说辜鸿铭的：“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偌大的中国，从来就不缺高调标新的激进者，而缺少的是坚忍不拔的守护者。何况，守护国学比守护国家要难得多！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辜鸿铭自然也不例外。这位“中国唯一的通晓西学和东学的大学者”，也有其时代局限及自身的一些缺点、不足，甚而还有一些为人所诟病的“不合时宜”的言行，然其无损于这位杰出的中华文明的捍卫者的形象。
挞伐中华思想文化，排摒优秀典籍，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文化运动的恶果，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显露了苗头。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已被破坏殆尽，几近灭绝，有识之士除了痛心疾首、仰天长叹之外，夫复何言！
辜鸿铭先生的背影，已然渐行渐远，而其脑后的那根辫子却还依稀可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曙光乍现之时，这位曾经的执教鞭者，是否会将辫子做成鞭子，来一个回甩，鞭策一下这个一百多年来步履迟缓、一言难尽的民族？
